1948年3月初，我一个人正在北大西斋学生宿舍中读书，实学社社长、北大同学叶向忠（曾任北大地下党南系总支委员，北京解放后任北大党委书记）来看我，对我说：“北大地下党组织知道你读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书，你积极参加学生运动，你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北大地下党对你考察了好久，决定发展你加入共产党”。
我听到他的话之后，真是高兴极了，当时我满腔热血沸腾，紧紧握着叶向忠同学的手对他说：“我是真心实意拥护中国共产党，诚心诚意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我找党好久了，没有门路，没想到共产党员就在实学社，你就是共产党员。”
过了几天，地下党派人领着我进行入党宣誓，誓词我一直牢记在心中。当年，我宣读的誓词是：“我拥护中国共产党纲领，我加入共产党，当前为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将来为实现社会主义而终生奋斗。我遵守党章、党纪，在任何情况下，绝不叛党。”
北京大学的学习生活
入党后，分配我在宣传党支部工作，党支部书记王立行（曾任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长）领导我，具体工作是编辑出版《北大半月刊》，为北大学生自治会、北平市学联、华北学联起草宣言和抗议书等。入党后，我奋不顾身地为党、为北平的学生运动做了大量工作。1948年8月，国民党反动派政府大肆逮捕北平进步学生，王立行同志上了黑名单，撤到解放区。北大地下党南系总支任命我接替他的工作，任总支委员，负责北大地下党南系的宣传工作，同时兼任北大地下党南系工、农、医三院的联合党支部书记，领导这三个系的地下党工作。当时分配给我的任务很重，我夜以继日，奋不顾身地努力工作，完成党的任务。
缅怀许德珩老师
许德珩老师是一位学识渊博，道德高尚的教授，他教育和影响了我的一生，六十多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他对我的教育和鼓励，是许德珩老师让我明白了许多做人和处事的道理，指导我学习马克思主义。1990年1月8日晚，我从电视新闻中得知许德珩老师去世的消息，顿时热泪盈眶，许德珩老师和我之间发生过的一幕幕又在我的脑海中显现。
我是在抗日战争后期，在重庆和昆明读《新华日报》知道许德珩老师的。他当时是著名的参政员，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倒行逆施的统治，给予严厉的抨击。《新华日报》经常报道他和他领导的九三学社的爱国民主活动，刊登他对国内外大事的看法，因此许德珩老师很受大后方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爱戴。北大复校后，我有幸认识了许德珩老师并现场聆听他的教诲。
1946年北大复校后，情况非常复杂，那时蒋介石政府公然破坏停战协议，发动内战，实行一党专制。在这样形势下，许德珩老师公开在校内讲马克思主义，他开社会学课，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分析世界上各个国家的社会发展，用唯物史观解剖中国社会的发展和现状，探讨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除他之外，还有经济系的樊弘教授开讲《资本论》。敢于公开宣讲马克思主义，这在当时的大学中是独一无二的。
2005年，马句（左一）参加北大校友春节联谊会
当时，选修许德珩老师这门课的人很多，教务处不得不把他的课安排在当时北大最大的教室——北楼第一教室。1946年11月中旬，许德珩老师第一次上课，教室里三百多个座位上已经坐满了学生，教室后面和两边都站满了旁听生。那天他穿着长袍，提着黑皮包，精神抖擞地走进教室，他刚进门三百多同学都站起来鼓掌。许德珩老师以洪亮的江西口音笑着说：“抗日战争胜利了，我又回到了母校，我愿意同你们青年学生站在一起，继续高举五四运动民主、科学的大旗，为建设一个民主、科学的新中国而共同奋斗。”他的话音刚落，教室里就响起了久久不息的掌声。
许德珩老师说由于他刚回到北平，讲义还没有写出来，只能边讲边写讲义，他在黑板上写下了一段话：“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的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适应的现实基础。”他大声朗读了一遍，接着说：“五四运动后，我到法国勤工俭学，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我接触了许多法国的社会学家，念过孔德等人的书，后来读了卡尔的书，才找到社会演变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我刚才在黑板上写的那段话，我开的社会学就是根据卡尔的学说讲课”。当时很多同学不知道“卡尔”是指谁，下课后纷纷打听，当知道卡尔就是指马克思，大家都高兴极了。
许老师在北大公开宣讲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当然招致国民党当局的不满。开学不久，北大就传出了许老师将被解聘的流言。许老师不为所动，在课堂上大声讲：“我是蔡元培的学生，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北大的传统，我坚持拥护，我要以实际行动捍卫这个传统。”许老师为了维护北大的传统，争取学术自由的权利，第二年，他又多开了一门《马克思著作选读》课。
在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同时，许老还积极支持当时的爱国民主学生运动。1946年12月末，北大学生发动了“抗议美军暴行运动”，他联合北大48名知名教授，上书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表示抗议。1947年2月，国民党北平当局派出大批军警搜捕进步民主人士和学生，他同张奚若教授联合了13名北大、清华著名教授发表宣言，要求国民党政府保障人权，释放被捕者。1947年北大学生开展反饥饿、反内战运动，1948年开展反迫害和护校运动，他都带头声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3月29日在北大广场的学生集会。那一天是蒋介石召开的伪国民代表大会开幕的一天，在这次会上将要选蒋介石为总统。北大学生为了表示抗议，在民主广场举行集会，国民党派出五千多名军警，包围了北大、红楼，在校门对面堆起了沙包，架起了机关枪，装甲车不停地在沙滩大街开来开去，形势一触即发，很有可能发生镇压学生的流血事件。
在这样紧张的气氛下，许德珩、樊弘、袁翰青三位教授不顾危险，准时到会讲话，受到全场两千多同学的热烈欢迎。第一个讲话的是许老，他义愤填膺地大声疾呼，严厉斥责国民党，嗓子都喊哑了。他讲了二十多分钟，同学鼓掌达二十多次。樊弘、袁翰青教授也讲了话，指出国民党召开伪国大是死路一条，只有停止内战，组织民主联合政府才是活路。三位教授的演讲，大大鼓舞了北大同学的斗志。会后，同学们在校门口列队护送三位教授上车回到府学胡同北大宿舍。当时那雄壮的场面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缅怀许德珩老师
这次集会激怒了国民党反动派，北平市国民党市党部主任委员吴铸人在4月19日发表讲话，警告三位教授不要再受“奸匪利用”，并对三位教授进行威胁。北平市警备司令陈继承扬言他要做“关麟征第二”。关麟征是在昆明暗杀闻一多、李公仆的主凶，镇压昆明学生运动的刽子手。这一威吓，激起了平津和全国广大学生、教授的反抗。北大、清华、师院、燕京的90位知名教授联合抗议，上海各大学教授也群起响应，侯外庐教授发表了《谁敢制造第二李闻事件》的著名文章，北平、上海等大学纷纷抗议，有力地制止了国民党的血腥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