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船上要回上海的船员家属很多，父亲就托他们带我一起回上海，并把钱交给了其中的一个人，嘱咐他带我回去。
我那时候已经是初中生了，但在大人眼里还算是小孩子，有几个人就说：“看他还挺听话的，问题不大嘛，我们那么多人。”
当时他们说从香港到广州挺快的，但是从广州到上海的铁路有些路段被炸毁了，路上还是挺危险的。但我只想着回去，也顾不上那么多了，就和这些大人一起出发了。
到了罗湖，有一个木头桥，一边挂着英国国旗，一边挂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那时候去香港比较容易，一边是英国人，一边是解放军，通过桥就可以到香港。我看到悬挂的旗帜以后特别高兴，总算看到飘扬着的五星红旗了。
广州那时候也很乱，国民党炸毁了海珠大桥。和我一起同行的那些叔叔伯伯就提醒我：“夏陶，你在广州千万别瞎走，一定要跟着我们。”那时候买火车票也很难，我们大家住在宾馆的一个大房间里，晚上他们去排队买票。之后，大家就坐上了开往上海的火车。
现在广州到上海很快，但当时我们的车整整走了四天四夜才到了上海。经过的好多桥都是断的，有人在不断抢修，火车要等桥修好才能通过，因此开得很慢。尽管时间很长，很辛苦，但不管怎样，我们总算是回到了上海。
解放后的上海生活
离开一年后回到上海，感觉还是很亲切的。
回来后我就住在父亲给我联系好的亲戚家里面。紧接着我就找我的老同学，找我们学校。到了学校以后领导问我：“你在哪儿上的学？”我说我自学了。学校领导对我还是很信任的，他们帮我开了证明，这样我才可以和同学们一起接着上初三下学期的课程。
我读初三的时候一直住在亲戚家里，母亲还是在宁波老家生活。解放以后，虽然生活还是比较艰苦，但总算是安定一些了。
父亲他们的船在广州，也开不回来。因为国民党特务活动猖獗，父亲他们在广州待了很长一段时间。父亲后来跟我讲他们的船即使是从香港到广州也是很困难的，有好几次船都要开了，才发现国民党特务在船上装了炸弹，要开回上海那就更是难上加难了，特务们宁愿把船炸毁也不希望它开回上海。因此虽然招商局的船已经宣布起义，但他们的船暂时无法回上海。海员一年有五十多天的假期，只有在休假的时候，父亲才可以坐火车回上海和我们团聚。父亲在广州工作的时候，他已经做轮机长了，工资比较高，我们在上海的生活也就比较安定富裕了。
我到新沪中学读高中一年级的时候，母亲从宁波来到了上海。虽然我们住的还是老房子，但是可以和家人团聚感觉特别开心。母亲本来可以去广州和父亲一起生活，但是父母为了我的生活能有人照顾，还是决定母亲回上海和我一起生活，弟弟妹妹也随母亲到了上海。父亲依然一个人在广州工作，每个月都把工资给我们寄过来，家里的生活就比较好了。
这次回上海之后，整个城市都比较安定。虽然1950年初的时候，国民党的飞机还在轰炸，“二六轰炸”的时候，上海好多地方，很多工厂都被炸了，但是当时解放军驻扎上海，人心稳定，和在重庆被轰炸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学校原来总是在搞护校运动，但现在学校也安静下来了。在这种安定的环境之下，我可以回学校读书，也可以和同学们一起玩了，心里自然十分高兴。
我的高中
1951年，我考入了高中——上海新沪中学，在那里度过了三年的高中生活。
我从香港回到上海以后，学校开了证明，按同等学历才可以参加考试。那时候在报纸上看到了新沪中学，就报考了这个学校，后来顺利被录取了。
新沪中学当时在上海不算很好的学校，但我入学以后发现学校各方面的条件都还不错。据说学校的楼房过去是国民党军队占用的，房子挺不错的。学习风气也很好，而且我们学校的老师差不多都是有经验的老师，像我们语文老师后来被转聘到华东师范大学任教，英语老师原来在中美航空大队做翻译工作等。他们的课都讲得很好，尤其是数学老师，我对他的印象特别深，直到现在我都记得他上课时的情形。记得他在黑板上给我们写下的重点、难点。老师讲课很精彩，我自己听课也很认真。
我觉得对于一个学校，老师是很重要的。虽然我们学校当时在上海并不是有名的学校，但我去了以后觉得学校各方面条件都挺好，所以能在这样的学校学习也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
第一学期各方面都不太熟悉，迷迷糊糊就过去了。到第二学期的时候，因为我学习认真，成绩也很好，获得了一个品学兼优的奖状。这对我也是一个很好的鼓励，之后学习也就更加努力了。
在高中阶段，我的学习成绩一直都比较好。直到毕业的时候，我每次考试各科成绩差不多都是前几名。尤其数学和物理成绩很好，只是英语成绩一直不太理想，不过平均下来各科也都在90分以上，在我们学校算是很好的成绩了。因为我物理成绩比较突出，老师就让我当物理课代表，这也进一步给了我学习、进步的动力。
另外，当时整个社会对教育也比较重视。我记得上海市那时候在报纸上一直在宣传一个女同学，叫况圆珠。宣传的主要目的就是号召大家效仿她的学习方法：课前要预习，课后要复习，明确自己的学习目的是为了祖国而学习。我们学校的青年团组织大家对她的学习方法进行讨论、交流，我也认真学习了这种方法，此后，觉得自己的学习确实轻松了很多。
学习之余，学校包括我个人也都很注重全面发展。那时候上海实行劳卫制[2]，我们都积极参加各种锻炼。我的体育成绩很好，以前就一直喜欢打篮球，到高中的时候也经常打，但是这时候觉得锻炼身体不只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以后更好地学习、工作，建设祖国。
在新沪中学，大家不光在学习上积极上进，政治上同样积极要求进步。那时候正是解放初期，政治气氛比较浓厚，同学们在政治上要求进步的热情也很高。刚入学的时候我还不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1957年5月召开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把团的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后来我也积极要求入团。那时候入团比较难，听别人说上海刚解放的时候入团比较容易一些，我们学校很多人入学的时候就已经是团员了，所以我就更加努力，争取能够尽快地入团。当时学校的政治学习抓得也很紧，经常会组织学生进行讨论。经过努力，1952年12月12日，在高二的时候，我终于加入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当时整个社会的政治气氛都很浓厚，“三反”、“五反”运动期间，同学们也都积极参加运动。有些同学的父亲是资本家，有偷税漏税行为的，同学都帮助主动承认。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风气特别好，即使是高官，有贪污行为同样会受到制裁，典型的就是刘青山、张子善，虽然在战争中他们功绩显赫，但其贪污行为一样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抗美援朝战争中，有些不法资本家给志愿军生产的食品、药棉等不合格都受到了严厉的制裁。这些事情不仅端正了社会风气，也对人民产生了积极的教育作用。
与志愿军一生的友谊
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学校号召我们给志愿军战士写慰问信。那时候我上高中二年级，很尊敬保家卫国的志愿军，所以积极给志愿军写了信，就是因为这一封信，让我与一位志愿军缔结了一生的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