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者：就是说它不仅是一个历史材料，也是一本百科全书？
王德成：对，是使用非常方便的 “百科全书”。
被聘为日史编辑委员会宣传部副部长以后的工作
采访者：这样一本书花费了很长的时间和精力？
王德成：是，这个编纂起来特别难。
采访者：编纂是从哪一年开始的？
王德成：是从2003年正式开始的，我从2005年开始进入。我们编辑时有创新地增加了万年历，可以查到当天礼拜几、阴历是什么日子。当时我作为总编、作为副部长，我们和其他几个主管商量，大家都希望编得与众不同，编得有创意。我们把版面分成了两栏，又省纸，不是像过去的整栏排，有时候一天的事记载就是半句话、一句话就完了，通栏排显得浪费。中间隔一道线分成两栏，又省纸、又节约、又实用、又方便检索。
采访者：您是说《江西日史》记载的是从1949年开始的事情？
王德成：对，一直到2005年。
采访者：“江西日史”当时做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王德成：当时说是已经草拟出来了，但是后来不断在改写、编辑和校对。特别是“江西日史”是由我用我的身份证、我当时“江西日史”总编的名片，和人民出版社的柏裕江主任签的合同。签了合同以后，就定下了什么时候要出书、用什么样的纸张规格等。难度也是比较大的，后来的不断修改非常麻烦。用我们魏秘书长和其他领导同志的话讲，当时“要是没有王德成在那边，这本书一个可能要往后推，再一个质量上要受影响”。
为了培训编辑，我们当时每周要安排两次讲座，讲编辑知识，另外讲“江西日史”修改中规范的用词用语和符号，而且我们还在讲座中讲一些其他的世界大事，讲一些个人成长的故事，以开拓能力，锻炼大家的思维，提高写作能力。我们有一位管勇老先生，他是管行政的（我是管编辑业务那一块的）。他曾经讲自己怎么自学成才，讲他怎么锻炼身体，其中讲到“床上八段锦”，后来大多数员工都受益了。但是也有个别人不理解，给领导汇报说有人在讲“床上功夫”，省去了“八段锦”这个关键词。可见在哪里也是“有办好事的，就有说闲话的”。我们当时举办的讲座和编辑业务培训是相当成功的，到现在好多同志还会回忆当年那一段美好的时光。
采访者：在培训的过程当中，您作为编辑要带着团队编写这部书。现在回过头去想，您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
王德成：最困难的一个是怕那个靠多年心血弄出来的大部头——“江西日史”书稿丢失和损坏。我们弄了一个保险箱，改完一遍的分册最后都由我亲自保管。我们还打出一个表格，列出错误是什么、正确的应该是哪个，有页码，还给责任人打分。我们要求审稿不能够“囫囵吞枣”，不能“一目十行”地去看。我们用编辑“毛选”做标准，“毛选”当时是9个校次，我们也在十个八个校次。就这样，后面还不断有差错，有数字方面的差错、有文字方面的差错、有图片方面的差错。当时特别为难，批评重了也不行，有一个就被我批评跑了，还是北大毕业的。我说我也是北大校友，你迟到早退也不行，我安排几点钟都到会议室或者是到哪个编辑室就务必到，你迟到几分钟，那我就得批评你。有些人看到我太较真，最后还有生气的或者什么的。我认为，因为“江西日史”是记录历史，成书以后稍有一个差错就会误导一大批人。所以我抓得特别紧，有时候过分严厉。虽然我们采取了保密、时间上的严格要求等措施，还有许多程序上的要求，包括每天录入后要制作成光盘，防止到时候病毒把文件弄坏了，采取不少具体措施。大部分人是理解的，但是也有一两个人不理解的，也有说闲话的，弄得我自己血压升高，着急的时候还摔过杯子，显得不冷静。但让我问心无愧的是：这套书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我曾对柏主任讲：虽说咱们是熟人，包括跟任超副社长接触都20年了，但是“江西日史”既然在人民出版社出，那就一定严格要求。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大的差错。这方面我说得非常真实，我的严格要求，包括我的急躁，都表现出来了，是不是？
采访者：在带领团队的过程中，您是怎样去严格要求他们的？
王德成：先是给他们讲课，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然后时间上规定、每天的工作量上规定，最后给他们的差错打分，通过量化去管理。还有每周礼拜一的例会，表扬、批评等等，总体来讲还是可以的。 采访者：强度到最高的时候，会有多大的工作压力？
王德成：上班早，下班晚。特别是我年龄大了，中午应该休息一会儿，也顾不上。后来太忙了，连我女儿蔡萌都调进去打字了。录入员、改差错的人员，最多的时候到了七八个，工作量太大了，中午就不能休息。后来礼拜六、礼拜天还要加班。最后我们的直接领导不错，给大家发加班费。我们的管志仁副秘书长，就是兼任宣传部的管部长，还有一个张玉华总编，我们几个共同负责。
被聘为日史编辑委员会宣传部副部长以后的工作
编辑、校对人员在集中工作
左起：符伟、何火任、张木齐、李景华、管志仁
工作人员拿到聘书后合影留念
采访者： “副部长”、“部长”的称谓也是从那时开始有的吗？
王德成：是的。“江西日史”在北京这一部分的要求就和国家机关一模一样，甚至比机关要求还严。我们这里有各处室，由部长和副部长分管。什么职务拿什么样的工资。2006年5月初我的任命下来以后，“国日史委”见到就给我换办公室、换门牌，过去我是“总编室”，后来弄成“副部长室”，又配车，又是大办公桌，桌子后面还有国旗。我最初的司机叫邓文辉.后来还有一个司机叫尚小飞，他们都不错。我当时就给他们一个小本，让他们在公事用车的时候记录下到哪儿了。早晨我也不用司机接我，在这一点上我感觉自己做得还可以。
在办公室的工作照
采访者：您觉得是因为什么原因，直接把您从总编一下提到了副部长？
王德成：原因有领导看到我的能力，也有是看到我的为人不错。他们认为我还是能够担负起这个责任的。我举个例子：有车以后，早上我不用司机接我，我一块钱就能够从定慧寺到西四机要交通局那里，何必要司机5点钟起来再开车去接我？下午送我的时候，先送到官园那里的中办老干部局，我在那里游个泳，有时候和司机一起游个泳，然后再把我送回家。司机早晨不用早起接我，晚上还能跟我洗个热水澡或者游个泳，白天我也不太动用他们，所以给他们的印象非常好。
采访者：从2005年您进“江西日史”编委会到当上副部长这样一个职务，中间有几年的时间？
王德成：有两年多不到三年的时间。中间如果外面有活动或者是空闲时间，我们还到清华大学听王通讯院长的讲座。王通讯是国家人事部人事科学研究院的院长。王通讯先生提出的“战略人才”概念已经被党和国家有关人员所接受。王通讯老师在清华大学培训干部的有些课，我们也去听，还有老年痴呆症国际年会我们也去参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