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时许，“201”从贵阳起飞，飞机升到约8000米，只听“咚”的一声闷响，暖瓶没倒，工具箱也没翻，大家既惊恐又迷惑。突然，坐在正、副驾驶中间的空中机械员用手打了机长一下，并指着“余压表”，只见表针猛转，机舱内气压急剧下降。张主任把折叠钢地板掀起一小块，发现窗口玻璃已破裂，他急忙盖上地板并大喊：“玻璃破了！”机长来不及说话，将驾驶盘往前一推，62吨重的“201”头朝下直冲地面，下面是乌江，地上的高山、河谷直向飞机扑来。报务员接通民航广州管理局，先听到“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的语录，然后听到“什么飞机？什么窗口……”
因为我们使用的是国内仅有的一架安-12飞机，所以广州局对这架飞机不清楚，报务员又迅速接通北京民航总局，总局副局长直接指挥，命令华南雷达、长波、短波全部打开，寻找“201”。不一会儿，耳机中呼叫声响成一片：“两洞幺（201），看不见你！两洞幺，看不见你！”飞机继续以极大的下降速度冲向地面，好像急着要与大地接吻。“201”冲到航高三千多米时，机长将它拉平，有人打开前舱门上的小窗户，只觉耳朵“轰”的一声，内外通气了，没有压差，得救了！领航员很快确定飞机的位置，查明航向，调整“201”航线飞往长沙方向，天黑以前，优秀的机组将“201”安全降落在长沙大托铺机场。
“201”卧在停机坪上，机组人员打开驾驶舱的折叠钢地板，只见窗口下层玻璃由一个点辐射出11条裂痕，呈扇面状，上层玻璃出现2条裂痕。听机组人员讲，幸好有两层玻璃之间的胶层保护，才使得舱内空气泄漏缓慢，不然先是玻璃飞出，人的耳膜爆碎，眼球崩出，瞬间所有活动物体包括人都会被压出舱外，后果不堪设想。为什么玻璃会从一点开始破裂呢？调查发现，30公斤重的玻璃周围安装有许多固定用的螺钉，有一颗螺钉高出约1毫米，飞机在高空飞行时，舱内气压大，舱外气压小，舱内向舱外巨大的压力作用在玻璃上，高出1毫米的螺钉就成为隐患，强大的压力使它硌破了玻璃。我们用生命换来了教训，从此以后，改装的高空航摄飞机固定玻璃只用橡胶圈做垫，再也见不到螺钉了。
201遇险
1969年9月11日，“201”再次从首都机场起飞，直奔成都，机组几乎是原班人马。13日“201”飞了一次昌都，但预备要拍摄的雪山地区布满乌云，我们只好返航。14日早上，机长和领航员带我到气象室，看着满桌子的气象图，问我：“今天飞不飞？”各种各样的气象图，我一看头都大了，他们问我，大概就是让我拿主意，我要说飞，如天气不好返航，损失国家多少钱！我要说不飞，错过好天气，不知还要再等多久。情急之下，我想出了办法，问值班员：“今天有成都到拉萨的航班吗？”值班员说：“有，伊尔-18。”我说：“太好了，通知伊尔-18起飞后随时报告航路上的天气实况，我们‘201’迟一些起飞，同时请要一下昌都附近气象站的实况。”过了不长时间，炉霍县、道孚县报来实况：晴天。
伊尔-18起飞后，很快也发来消息：成都至昌都，一路碧空！机长闻讯下达命令：“起飞！”9月14日，“201”从成都飞向昌都，这是“201”改装后第一次正式进藏，试验所有的改装设备，试验新试制的摄影胶片。此次飞行任务顺利完成，使用新试制的胶片航摄青藏大雪山的相片质量很好，1969年9月，我设计的“大宽容度黑白全色航空摄影胶片”以“1041”代号正式投产，并正式用于青藏高原测图。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我们的工作险些被叫停，但因西藏要发展，进藏铁路要修，所以我们的工作得以继续。1969年以后的几年内，青藏高原航摄的任务全部完成，整个高原全部航摄成功，地图也全部测成。国家第一次拿到青藏高原的地形图，不是普通的地图，而是有精度的地形图，至此国家才通过地形图完全认识青藏高原地区。在高原航摄时我们知道是为建设青藏铁路而测图，因为西藏交通不便利，这条铁路有重要的战略意义。1969年11月，还没来得及系统总结这次试验，我同时并行研究的两个课题——研制“黑白全色红外航空摄影胶片”和“彩色红外航空摄影胶片”——也被叫停，我就与国家测绘局一干人等卷上铺盖，赴河南正阳“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去了。
回味农村生活
1965年“文革”前，“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我国城乡全面铺开，测绘研究所按照国家规定派干部参加运动，1966年初我们被派到陕西泾阳开展“社教”。泾阳的“社教”工作队由三部分人员组成：第一部分是陕西红旗发动机厂的干部和工人；第二部分是空军；第三部分是我们所里的科研人员和领导。三部分人员组成一支大工作队，共赴泾阳开展农村“社教”运动。
我之前没下过农村，到泾阳后，“社教”工作队把我调到王桥公社的王桥大队做“顶队”，又调了一个刘姓的组长代替原大队书记。我的职务相当于组长秘书，日常负责收发文件、传达各级指令、组织会议等，赶上下送文件的时候每天要走十几个生产队，从天亮忙到天黑。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参加他们的活动。上级常有各种各样的文件下来指导我们怎么做，当时“社教”工作队主要任务就是“清理阶级队伍、开展阶级斗争、反修正主义”。因为“社教”期间人际关系紧张，所以我常背着一把大刀走夜路，那把大刀是习武之人所用，刀柄稍弯，分量很重，是一农户担心“社教”期间惹麻烦上交的。
我不太习惯农村的生活，组织要求我们深入农民群体，目的就是让我们与农民亲密无间，只有与农民交朋友才能更好地开展工作。我以前过的是学校生活、机关生活，来到农村对自己来说既是挑战也是锻炼。虽然在农村吃住都不习惯，但吃住可以慢慢适应，主要是当时发动的阶级斗争我们无法适应，因为在机关里没有开展过这样的阶级斗争，谁批斗谁，谁杀了谁，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些事儿。尽管我不是主动到农村去锻炼，但这确实是一件新鲜事儿，参加“社教”我学会干农活及了解了一些所谓的阶级斗争理论，自己增长许多社会见识。
验尸
王桥大队紧挨着王桥公社所在的乡镇，泾惠渠的干渠流经王桥大队北部。泾惠渠[4]是两千二百多年前秦始皇为灌溉农田，是从张家山引入泾河的一条水渠，堪称中国古代的一条名渠，它分主渠、干渠、支渠、毛渠，滋养着八百里秦川最肥沃的土地。
王桥大队部的东面是程家生产队，7月末这里发生一桩命案，不到40岁的父亲打死了13岁的儿子。惨剧的起因是那个父亲听说自己儿子到“社教”工作组说自己坏话，等儿子回来，他提着棍子满院追着打，一时失手，棍子打在儿子左太阳穴上，人当场死亡。杀人的父亲阶级成分是地主，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所以他的行为属于阶级报复，有人很快向我报告此事，刘组长已经几天不在岗位上，此事只能由我来处理。
我将命案上报工作队，同时提着刀奔赴程家生产队，赶到命案现场，见孩子尸体窝在墙角，其父亲被民兵押在马棚的饲养室。走近饲养室一看，凶手在里面蹲着，民兵背着枪脸朝外站在饲养室门口，饲养室墙上挂着铁铣、木叉、镰刀、马鞭、绳子，什么都有，哪一件都可以把门口的民兵致于死地，一旦凶手蹿出来，民兵便会没命。为安全起见，我立即命令两个民兵用绳子将凶手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