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方子的来历其实挺简单。有一天，父亲在街头碰到一个人，那人告诉父亲：“我这有个方子，叫‘英雄补救丸’。这是一个老和尚给我的，这个药里头如果加上乳香能活血化瘀。”回来后，我父亲就又在里头加上了几味药，重新起个名字，从此卖上药了。那时候要个方子不费劲，不像现在这么斤斤计较，要么说是专利，要么说是家传多少年的，以前可没那么多讲究。我父亲没文化，人家问他：“你这药叫什么名好？”我父亲说：“叫乌续山，也算是山药丸吧。”为什么这么叫呢？因为好记——乌续山山药丸。
这个药卖得不贵，一毛钱一包。一包药年轻人能用三天，老年人能用两天。我父亲常说：“您要吃着见效的话，明天再来买；如果感觉不轻松，您就不要来了。”因为我家是北京的，又在北京做买卖，就不能够卖假的。如果以假充真、以次充好，过不了三天就没人买了。我父亲就靠卖药维持着生活。可虽说是一毛钱一包药，但那时候一般人有病也不愿意看，不愿意买药。为什么呢？一毛钱就能买一斤玉米面，一家子能吃一天。
我父亲除了卖山药丸外还送偏方（如治咳嗽的生姜核桃）、舍药，比如治疗小孩子疳积的药，事先配好了，谁要就白送给谁，不见效再来，积德修善，以信待人。
父亲在卖药的时候，顺带练叉。为什么呢？练叉是吸引观众，卖药是为了挣钱。就这样，我父亲在北京卖药一直卖到了解放以后。他在鼓楼卖药的生意越来越好，有的人不但自己来买，还介绍别人来买。口口相传，我父亲的卖药生意就做大了。那时候水电部、工人日报、重工业部、轻工业部、化工部、煤炭部都在北边，这些单位里的民工多，民工中又以东北人居多，像黑龙江的肇州、肇源、肇东等地的人很多。他们在工棚睡在地上，得风湿的人多。我父亲的药对风湿病很有疗效，因为工人吃了药见效，所以药越卖越好了。
可是解放后，就有人找茬：“这里头怎么还有米榷啊？”米榷是大烟的皮，它治咳嗽疗效好。用它沏点水喝，咳嗽就好了。解放后就没有原料了，有也不许卖，因为它有副作用。再后来，就开始公私合营，我父亲的方子就归同仁堂制药三厂了，于是我父母都到了药厂工作。父亲在药材批发部，母亲在丸药车间。
我父亲当时进药厂，也是考虑岁数大了想稳定下来。北京的杂技团的演员，都不是固定工作，算是临时工。演员们平时做其他工作，杂技团如果有演出了，就提前一个礼拜或者三天给演员打个招呼，说：“晚上到总后勤部演出，在万寿路。”杂技团也不给工资，只管饭。后来我父亲就离开了杂技团，觉得在药厂卖药能拿工资也挺好，就图个安稳的生活。
我父亲是1956年进的药厂，到药厂上班后，生活才开始稳定下来，结束了私处奔波的生活。那时候，他已经63岁了，天天拎着饭盒，开始了上班、下班的规律生活。
我父亲在药厂没上几年班，1963年就退休了。1966年8月份开始，单位停止了父亲的退休金发放。另外，我母亲那时本来应该拿五十块钱工资的，可是厂里只发三十，还一拖再拖，最后就干脆不发了。那时正值“文革”期间，一切由造反派掌控。我们就跟药厂的造反派要我父亲的退休金，他们不给，还打人。激动之下我就跟他们打了起来，不知是谁通知了公安局，公安局人来了把我们都带走了。在教育完我们之后，按照法律规定关了我们3个月，我还清楚地记得是7月15号到10月10号。3个月之后，公安局的就说：“你们啊，不要跟他们造反派搞不清。”
回来后，进过一番内心争斗，我们就决定离开北京，去安徽。
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叫马素贞，是河南人。我的父亲从上海去河南以后，通过媒人介绍和母亲认识。跟父亲结婚后，母亲就来到了北京，操劳了一生。
姻缘一线牵
我父亲认识母亲的时候，母亲还在农村，没有工作，就在河南老家待着。我父亲那会在河南做生意，卖药。他不愿意在北京干，因为在北京，大家都是街坊四邻的，生意不好做。所以从上海回来以后，我父亲就去了河南。一边赶庙会，一边卖药。那时候河南很容易发大水，我母亲家里情况又不好。父亲比母亲大了整整17岁，母亲嫁给父亲也是生活所迫，为了生计才跟了我父亲。
这样，母亲就跟着父亲来到了北京。父亲没有安定下来以前，一直在赶庙会、卖药，都是母亲在家里头做药，父亲拿出去卖。直到父亲进了药厂，母亲便跟着一起进了。1966年，母亲离开了药厂，我兄妹俩在芜湖市杂技团，母亲做药，父亲去卖药来贴补生活。因为母亲之前在药厂是揉药丸的，所以手头功夫实在是好，对量的把握相当准确。
母亲离开药厂，也有人曾安慰她：“你们属于民族药的老药工，很辛苦的。”在那时候是先熬蜂蜜拌药，再用手工揉。后来制药都是用机器了，但手工和机器制药，各有所长。揉药丸子就非得把蜜熬好了，把药粉兑里头，再把它揉圆润了，做出来的才好。要是不把水汽揉出去的话，到了六月份药丸就会发霉长出一层毛来。揉药是需要技术的。
后来我们的方子交给了积水潭医院，归国家统一管理。
母亲家里那些事
母亲跟随父亲到了北京之后,一直没跟家里联系，五十多年从未回过家。
直到1989年，母亲才托我给她老家写了一封信。没过多久就收到回信：“回来吧，有人已经联系过了。”于是我便带着母亲回去了。
我母亲在她家排最小，上面有五个哥哥，两个姐姐。1989年我带母亲回娘家时，她的大姐、二姐、两个嫂子都在，我大姨都九十多了。等我第二次再去的时候，大姨已经去世。
我的五个舅舅都是当兵的，都曾经是国民党第二十九军机枪营的，“卢沟桥事变”的时候他们就在南苑飞机场。
我带母亲回过两次老家后，她就再也没回去过。因为母亲的兄弟姐妹们都不在了，年轻人也就不来往了，时间久了，感情也就淡了，所以人还得多多来往。
母亲是2001年因为矽肺病（矽肺是一种严重危害劳动人民健康的职业病，主要是由于长期吸入含游离的二氧化硅粉尘，引起的以肺间质纤维化，及矽肺结节为主的疾病，严重者可影响肺功能，丧失劳动能力，甚至发展为肺心病、心衰及呼吸衰竭。此病多见于矿工，尤其是掘进工人，以及有大量石英、陶瓷和耐火材料等粉尘接触史者）去世的，享年八十四岁，就连母亲也没想到自己会走得这么早。
这个病是以前炒药的时候，飞尘粘到肺里感染所致，病到最后连呼吸都困难。在她身体还好的时候，我去钟楼练叉，她还追着去看呢，说：“我还没到，你就练上了啊？”那时候她身体特棒，喜欢打太极。可是后来因为肺不好，有时候吃完晚饭就犯毛病。
早逝的大哥
我们兄弟姊妹的名字，都是按家谱取的，我们这有好多人都不挂姓，指名为姓。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如果家里有一个人出名了，全家都沾光；如果一个人得罪了皇帝，就诛灭九族。
我们的姓名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也没有改过，可在有些地方早就改了，像我大爷他们家就改姓续了。为了减少麻烦，我叔父还把民族都改成了汉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