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在芜湖的时候，当地有越剧团、话剧团、庐剧团、文工团、曲艺团，杂技团还有一个庐剧队，各有特色。越剧团人最多，有一百多人，百分之九十都是女的，男角色也用女演员演。文工团的演员年轻，全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大姑娘。曲艺团、话剧团的人特别能说会唱。我们杂技团的演员是老的老小的小，就跟福利院似的。可是大家一报年收入，我们杂技团还是不比别人差。
观众爱看我们演杂技、演魔术，他们觉得新奇。特别是魔术，观众看了想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就觉得很奇怪：“你就说这人怎么变到这箱子里去的？”大家讨论不出个所以然来，所以下一场还来看，如果还看不出破绽，就一直来看。实际上观众是不可能看出来的，因为虽说变进箱的人是从观众席上拉来的，但实际上那是我们的人，就是“托儿”。
当时看一场杂技大概两三毛钱，观众大多数是当地的老百姓。除了露天演出以外，我们也都跑剧场。真正干大棚是我到巴基斯坦才干的，大棚人多，每一场都有几千人。
这个芜湖杂技团有点小团体主义，都是一家一家的，每家之间也没有多少交流。所以后来，我还是离开了。
离开芜湖杂技团后，我又干了好几个团，但是在哪个团都干不长，都是我把老板炒了。那时候年纪轻，很多问题想不通。我为杂技团全心全意工作，给领导出谋划策，想着怎么把这节目弄好，怎么吸引观众……可是领导就是把我看得跟“牛鬼蛇神”似的，这样我就受不了，想离开了。
下放梧桐山
有一天到了江苏的丹阳，我哥来跟我说：“我在上海劳动公园演出，现在我帮你买了一个瓷缸子，你过来拿一下。”正好团里说：“原计划演半个月，现在只演三天，要回去搞‘文化大革命’。”我就跟团长说：“今天晚上演出完我得到上海去，坐明天上午的车我就可以回来。”团长说：“你不要去了，‘文化大革命’马上就要结束了，到时你再去。”虽然团长不让我去，但我还是去了，把缸拿了回来。想不到一个星期后，团长被挂了牌子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
“文革”后，领导动员我们下放，跟我们说：“不管户口在芜湖的也好，不在芜湖的也好，现在谁也不许走动。大家每天要听工作组的安排，学习《十六条》，念报纸，一切都要以学习为主。”
“文化大革命”拖的时间长。一开始大家推着车，拿上扩音器、大喇叭，每天去街上念写好的标语。那会儿记得特别熟——“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民灵魂的大革命……”念完还要背。有时候还把我们杂技团的小独轮车推上街，拿着标语到街上宣传去。
这期间也演杂技，不过都是政治口号型的。而且不许练喜字坛子，喜字代表“四旧”，得拿油漆给刷成白的；不许耍狮子舞，狮子舞代表“四旧”；叉也代表“四旧”，我们就把叉头摘了下来，换成大毛笔。这是团里头的导演组的设计，说：“可以做一个大毛笔，打倒资本主义耍大笔，大笔当刀枪。”那时候只有改革了的节目可以演，不过不许卖票，都是宣传形式的，我们到各剧场演出，上街演出都是这样。
那时候精神老绷着，时间久了慢慢就松了。因为一开始谁也没说这“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可是老是声援造反派。有的时候听得都莫名其妙。我们在芜湖市，二三百里之外的广德也属于芜湖。有人说：“合肥学生被包围了，赶紧去声援，咱们今天晚上得去五十辆车。”上面来人一看我们芜湖杂技团的演员，是老的老小的小，就放过我们，不用去声援了。实际上这就是武斗的开始，也就是所谓的人海战术。我们芜湖杂技团比哪个团都复杂，它复杂在里面的人都是天南海北的，有安徽人、上海人，也有北京人。各地的人互相“争斗”。
文革后，先是不许走一个人，后来慢慢把大家送走。我说：“我就天天到车站这么送你们，你们都走了，等谁送我去呢?”
我们原来以为“文革”开始后我就可以回北京了，因为我们离开北京是因为我父亲的工资问题和单位闹了矛盾，我们才到安徽去的。没想到团里头不让走，团里每个月除了给我们发基本工资，别的福利都不给。因为不让回北京，我觉得父母待在北京也不安全，趁造反派不注意的时候，就把父母接到安徽来了。
父母接过来以后，我租了两间房。当时租房子的钱就是我表演的时候赚来的，在外面比在北京好挣钱。除了每个月杂技团给点工资以外，我和父亲在那也给人家看病，我母亲也去卖药，大体上还能挣点钱，不然根本就没办法生活。可是后来什么事都干不了，连卖大碗茶都不行。我们挣不着钱，每个月还得交房钱、电钱、水钱，生活不下去只有下放了。
1969年的4月15日，有人来动员我们下放。家里的意见也不统一，因为一大家子人，真正干活的就我一个。我哥在江苏，顾不上父母。当时甘肃兰州的报纸发了一篇文章，后来人民日报社还给发了个社论，就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吃闲饭》。《人民日报》一登，就动员大家下放了。安徽当地的年轻人，就算是干临时工的，也下放了。我们这一家子,包括我父亲、母亲、妹妹，都跟着我下放去了，因为北京这边不给生活费，家里人都指望我。
我4月15日被下放到安徽省南陵县烟墩公社，是最偏僻的一个公社，它属于三个县交界的公社。当时我坐的车子坏了在修，修车的师傅姓于，问我们：“公社准备给你们安排在哪个大队去？”我说：“准备安排我到海井大队去，离这有二十里路。”那修车师傅就说：“别去了，那都是田埂小路，有二十里路。你家还有老人，不方便走。往这边五里路有一个梧桐山，是大路，能走汽车。你们到那地方还有一个好处，在山脚下能砍柴,烧饭有燃料了。不像围区，围区烧稻草，稻草不好烧。”
就这么着，我们通知了人家生产队。到了梧桐山以后，当地的乡亲一看我们这一行，五个人里有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就我年轻,还带着俩妹妹。我们带了满满一解放牌汽车的东西，有成袋的米和面、独轮车、高的矮的双轮自行车，总之不像下放的，倒像搬家的。他们自己也在研究，得考虑我们能不能干活，如果不能干活到那不就是吃闲饭嘛。
下放梧桐山
送我们下放的这个人，后来我在深圳还碰见他了，他问我：“老师傅你认识我吗？”我说：“想不起来了。”他说：“我告诉你，你叫乌兰德全，下放在南陵县烟墩公社，你的父母在同仁堂，这我全知道。”我说：“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他说：“是我给您送去的，安排好了我才走的，我是芜湖县药材公司的。”
这样，我们就下放在梧桐山生产队了，下放的时候，我就在梧桐山生产队干活。当时得种地、种田、栽秧、打稻、晒稻子。后来我还搞副业呢，队里让我去的。砖瓦窑，背泥巴、踩泥巴我都干过，把土翻过来，再晒发了，然后再浇水闷上，踩了能做瓦，做砖。干这些活儿都是跟当地的村民一块干，打成一片。
在梧桐山除了干农活还是干农活，就没有休闲时间。队里干完了以后，拿着锄头奔自留地。一直干，干到分不出来哪个是草，哪个是苗了这才算完，乡亲们都说我这样卖命干活实在亏了。我是最能干的了，比如说今天活儿忙了，要把地挖出来，麦子收回家去，还要种白薯，再多活我都能干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