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眼里，刘亚楼司令员可以说是聪明绝顶，他的记忆力极强，而且学习能力非常强。
我刚刚给刘司令员当翻译的时候，他是哈尔滨外国语学校的校长，说起创办这个学校的初衷，完全要感谢刘司令员的远见卓识。当年他任参谋长以后办了三个学校——外国语学校、参谋训练学校和地图测绘学校。他后来还跟我讲解了办这三个学校的目的，他说：“1946年我开始办测绘学校，我为什么办呢？小孙我告诉你，当初四野作战过程当中，很多部队没有作战地图，使用的是日本的五十万分之一的地图，那图非常不准确，而且很多都是日文，根本看不懂。我们部队下面有总部、有师、有旅、有团，那么多部队，没有一个统一作战地图，怎么来调动部队呀？比如我说张家庄，下面的人不知道张家庄在哪儿，就没法调动部队，没法作战啊！司令部是指挥机关，是军队的大脑，要做一个调动部队的指挥员必须有一个统一的地图，才知道应该怎么移动我的部队。所以我下定决心，把一些国民党原来画地图的人、原来满洲国画地图的人、中学生和政治觉悟比较好的群众组织起来，建立地图大队，专门画图。画完了以后马上把这些图发给团以上的旅、师、总队，每个单位一张地图。这样的话整个东北民主联军就有统一的作战地图了，这样就创造了指挥作战的条件，这个问题最后就能解决了。”
1939年刘亚楼在苏联伏龙芝陆军大学时留影
关于建立参谋训练学校，他又说：“我们现在很多参谋不懂怎么当参谋，实际上司令部的参谋是军队的大脑，是部队领率机关，是指挥员和首长的左膀右臂，所以怎么当好参谋是非常关键的，我必须把这些受过基本训练的参谋人员充实到各个司令部。”所以他利用在苏联陆军大学毕业、精通俄文的条件，自己口头翻译出了《苏联红军参谋业务条例》。把记录稿再去打印，打印以后发给每个参谋人手一册，这就统一了做参谋的思想，而且使他们知道了应该怎样当参谋，参谋应该做什么事情。这是一项很重要的基本建设，他也完成了。
我又问他：“为什么一定要搞外语学校呢？”他说：“我坚信，我们跟国民党作战一定会胜利的，新中国是一定要建立的，国民党一定会垮台。那么国民党垮台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谁帮着我们建立国家呢？只有靠苏联。但在这种满目疮痍的情况下建设新中国，想取得苏联的帮助，我们没有懂俄语的翻译能行吗？这就像要过一条河，没有船和桥就等于一句空话。所以解决了翻译问题，就解决了今后获得苏联帮助的问题，而且我们以后一定也会需要翻译。”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判断非常正确。
刘亚楼1929年参加红军，参军以后就遇到了1930年的第一次反围剿，并立下不朽的战功。三年内他由一名普通的战士成长为师政委，就是因为在反围剿期间立了奇功。事实上，五次反围剿他全部都参加了，后来他还专门写了文章《伟大的第一步》、《横扫七百里》等来讲述其中的故事。
第一次反围剿期间，蒋介石调动了超过红军10倍的兵力来围剿红军，那时国民党的主帅是中将张辉瓒。而当时刘亚楼的部队还在肖克的领导下，但他们的部队却抓到了张辉瓒这个主帅。从那之后，毛主席就看出来刘亚楼是非常有潜力的将才，逐步开始重用他，还把从张辉瓒身上缴获的金表奖给刘亚楼。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刘亚楼一直在林彪的领导下工作。
长征期间，刘亚楼的贡献更大了。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后，红军开始长征。长征的第一战是血战湘江，蒋介石用红军10倍的兵力来阻止突破封锁线的红军，奋力阻止红军突破湘江。当时刘亚楼的部队是作为中央红军开路先锋的先遣师，他带着部队艰难突围，最终成功，但在血战中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兵力。后来经历了强渡乌江，夺取遵义城，巧渡金沙江等战役，这都是他们的部队打下来的。就像肖华写的《长征组歌》中“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等都是刘亚楼的部队一路打下来的。红军过夹金雪山，过草地都是他们先遣部队开的路。他们是开路先锋，在整个长征期间打了大大小小70次战斗，这非常了不起！做了非常大的贡献！他们部队损失也非常惨重，到达延安的时候，一个师的兵力只剩下十分之一的人。但那之后，党中央非常器重他，红军整编为陕甘支队后，支队司令员是彭德怀，刘亚楼是第二纵队副司令员。
红军大学成立后，刘亚楼是高级班第一期学员，毕业以后立刻被留在学校当训练部长。红军大学实际上是我们党培养高级干部的摇篮，当时毛泽东任政委，林彪任校长，可见当时他在党内的地位有多高！后来成立抗日军政大学，刘亚楼担任教育长。
1938年初，毛主席特地把他调去当秘书，对他说：“我写中国革命战争战略问题，你来写革命战争战术问题。”这正是毛主席非常信任他的表现。1938年党中央派遣一批年轻有为、有发展前途的高层领导干部到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当时一共选了八名，刘亚楼名列第一，而且是毛主席亲自推荐的。临行之前，毛主席还交给他一个任务，让他到苏联见到共产国际书记季米托洛夫后，一定要把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情况跟他汇报，因为王明总说假话，他们都不知道真相。
回国后，刘亚楼又出任了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参与了解放战争的多次战役，并最终解放了东北全境。
工作十年受益匪浅
我在刘亚楼身边工作，首先使我受益最大的就是应该怎么做人：要真诚，要善良，要坦率，要宽容。刘亚楼对人从来都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虽然他要求很严格，但都是“严”之有理的，从来不伤害任何人，所以大家都很佩服他，甚至受过他严厉批评的人都很佩服他。这全是因为他的心里很坦然，对人的批评完全是出于关心。在这一点上，我的体会非常深刻。
当年《心之歌》的事情我首先犯了错误，他严厉地批评、教育我。后来我又受到“胡风问题”的牵连，接受审查，我知道自己没有错，但也无能为力，组织上也不给我结论。1956年刘司令员要带我出国，他立刻给办公室主任下命令：“三天内做出结论，没有问题赶紧放人，我要带孙维韬出国参加会议，这个会议需要孙维韬做翻译。”就是因为他的命令，我的问题才被解决，我才能顺利出国。
《心之歌》的事情就像是刘司令员对我“猛击的一掌”，那以后我头脑非常清醒，处处检点自己的言行，以至于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我也没犯错误。他这方面的品质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同时也让我明白他是很爱惜人才的人。还记得他曾经说：“孙维韬虽然是小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严重，老捅娄子，但是他很有才能。”所以他是重视人才，本着帮助我的目的才来批评我的，他很重视培养我，他说：“孙维韬，我批评你一次，就让你受用一辈子。”
他不仅对我要求严格，他的秘书张克里在处理郭洪田事件时也受到了严厉的批评。郭洪田事件是这么回事：有一年春节期间，一个叫郭洪田的警卫在首长的居住区猥亵了一名少女。张克里当时是刘亚楼的警卫秘书，他知道这件事后，没有把郭洪田立刻抓起来，而是让他逍遥法外了几个小时。
刘司令员知道后非常生气，因为张克里作为警卫秘书采取措施不果断，所以刘司令员非常严厉地批评他，他对张克里说：“你是我的警卫秘书，你今天这个问题性质非常严重。这是很严重的思想意识问题！你知道不知道，你这个问题要再发展下去的话，在刑场上一定成为叛徒！在战场上一定成为逃兵！”张克里听了批评还不太服气。第二天刘亚楼就召开支部大会，专门讨论这件事。让大家一起批评张克里，让他真正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口服心服地承认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