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期间，我从来都没有休息过。苏州是个很漂亮的城市，不过3年里，我都没有去名胜古迹玩过，也没有看过一次电影。当别人谈论电影时，我就会很茫然，其实并不是我不感兴趣，而是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这上面。我觉得人生应该先苦后甜，充实自己才是最重要的。就这样我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学习上，和我的好友刘杏芬一起互相鼓励，互相学习。
最后的嚣张
1948年，由于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供给公费学校的食物就变得很差。米里面有很多沙子，菜里面没有一点油，但是肚子饿，又不得不吃。随着学校食物供应的紧缺，大家饥饿难忍，怨声载道。就在这一年，学校发生了地下党组织的一次反饥饿、反内战、争民主的游行示威活动。当时，听我的同学吴瑞芬她们说：“现在咱们吃饭都吃不饱了，所以咱们要组织游行，要求增加学校公费，改善学生伙食情况。”于是很多同学都去参加了这次游行示威活动。
她们找到了江苏省教育厅的洪厅长，把他请到苏女师的食堂然后把他团团围住。当时人声鼎沸，都要求反饥饿，增加公费，反内战，争民主。那个时候我跟着刘杏芬她们站在圈子的外围，看着一些进步同学跟厅长谈条件。他就说：“好！好！给你们加点公费，总之让你们吃饱啊！”但是关于内战，他却说：“现在形势很紧张，我们这个省政府也可能要从苏州搬走，你们要好好学习。”
听到洪厅长的答复后，同学们才渐渐散去。这次的示威活动，也让我体会到了共产党是先进的政党，因为她让我感受到学生团结在一起后，集体力量的伟大。
在解放军即将进入苏州之前，地下党的同志让我们组织起来保卫学校。我们组织护校运动之后，没想到国民党在深夜来学校抓人，当时学生们都已经睡觉了，他们嚷嚷着叫我们不准动，就在自己的床上待着，然后一个个房间去搜查，最后抓了一些进步学生，把他们枪毙之后才撤出苏州。那时的国民党已经完全成了一股穷寇，十分的血腥暴力。
后来，我的一些初中老同学说了一件悲痛的事情，我们初中的梅老师也是地下党。他本是复旦大学的毕业生，去我们那里当了初中老师，听说他由于组织的需要，不得不在隐蔽的情况下又回到上海工作，但是很不幸，在上海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杀害了。不知道是不是有叛徒出卖了他。这个消息非常令人痛惜，在那个动荡的岁月里，真不知道有多少地下党同志献出了他们宝贵的生命，甚至连看一下五星红旗的机会都没有。所以我很珍惜现在来之不易的和平生活，不但要努力地充实自己，还要有一颗执著感恩的心，为国家建设做出贡献。
解放苏州城
历史之所以始终向前发展，就是因为它有着优胜劣汰的选择功能。凡是进步的都会留下，凡是阻碍历史的都会被淘汰。
1949年4月，解放军百万雄师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军苦心经营的长江防线。23日，解放军风卷残云，占领了南京，真的是“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苦心等待解放的人们无不欢欣雀跃。解放军在解放了南京之后，接着又解放了镇江、常州、无锡，4月27日，又解放了苏州。
解放军刚进苏州的时候，真的像“南京路上好八连”那样不骚扰老百姓，不进家门和单位的门，都在街上住。当时学校都不让我们出去，等到通知组织迎接解放军的时候，才听说他们一夜都是在城门外露天住的，纪律真的十分严明，而且他们对待苏州的百姓也是很亲的。解放军进城之后，还去了我们学校，他们很真诚地对学生讲：“一定要给你们吃饱，还要给你们吃好！”当时我们听见这样的一席话后，都很欣慰，真的是非常暖人心。黑暗的旧社会终于过去了。
苏州虽然解放了，但是上海还没有解放，我和父亲的联系就断了，我们互相都很担心。直到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我们才见了面。那时的父亲已经一贫如洗，由于通货膨胀，他拿的薪金一下子就变成了废纸一堆，什么都买不到。所以父亲也很着急，孩子要吃饭，还要养家，而且哥哥快毕业考大学了。最后父亲为了让他那点微薄的薪水能够保值，就去买了很多白布，一到要用钱的时候再卖出白布换钱，那时，父亲真的太不容易了。
1949年10月1日，历史上的这一天谁都不会忘记。苏州政府的庆祝仪式是在夜里，当时人们扎了很多灯笼，大家拿着灯笼，吃着月饼，一边走一边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每个人都手舞足蹈，感觉共产党就是我们的大救星，那种体会非常深刻。
伟大的新中国诞生了，祖国母亲在饱经战火的沧桑后，终于绽放出了最美丽的微笑。我们的学校也在党的领导下逐渐走上了正轨。
1950年时，学校有了重大的变革，要和苏州的一个男子师范学校进行重组合并。这个男子师范是在抗战胜利之后从西南地区迁到苏州来的。
苏女师在当时很有影响力，不希望重组合并，可是为了学校以后有着更好的发展，也通过了重组的决定。不过我们学校不同意叫苏州师范，因为这个名字原来是男子师范的名字，后来还是俞珏校长说：“来个折中吧！我们解放了，学校就叫‘新苏师范’吧。”于是新苏师范就这样诞生了。1950年下半年开始，就有一部分男学生转到我们校区。不过让我惊喜的是这次分班又和刘杏芬分在了一起，所以说我们俩就是这么有缘！
义无反顾去参军
学校重组后，看着自己的母校在逐渐壮大成长，心里真的有种说不出的自豪感。可是到了1950年10月时，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了，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战场。
那年我已经高中三年级了。当时北大以及其他学校的学生跑到新苏师范的大礼堂，激昂慷慨地给我们演讲：“我们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那时候我们都非常激动，我自始至终听完了这个报告。我记得他很清楚地说：“我们的过去大家知道，日本鬼子统治了我们，我们的生活是多么的痛苦呀！他们杀人放火，强奸我们的妇女。美国人现在打到了朝鲜和鸭绿江边上了。同学们！我们还能过这样的奴隶般的生活吗？”所有在场的人都振臂高呼：“不能！”
可以说，当时每一个中国人都怒发冲冠，众多的热血青年都踊跃参军，都是为了新中国不再被列强侵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这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有的责任，不容逃避，所以我没有丝毫犹豫，毅然报名参加军干校，抗美援朝。
1950年底，学校掀起轰轰烈烈的报名军干校的热潮。父亲在上海知道我要报名参加军干校后，说什么也不同意。他在周末从上海坐火车赶过来，找到我说：“你可不能参加军干校，去抗美援朝，家里又没有母亲，就我们三个人，寒暑假都要靠你回去做饭呢，你怎么真走呢？再说，我就这么一个女儿……”父亲说什么也不让我走，可是我都已经报名了。
班主任也做我的思想工作：“你爸爸也那么大年纪了，你们又没有妈妈，要不就别去了吧。”我很坚决地说：“不行！班主任，我下定决心要去！我就真的感觉到战火已经烧到了鸭绿江边上了。咱们又要过上沦陷区的生活了，千万不能这样！”看到班主任犹豫不决的样子，我又说道：“班主任，咱们跟我爸爸说，不去了，让他能够安心地回上海教书去。我就可以跟随着大队人马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