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求名利的同事
1962年，记得我初到计委时，周围都是一些老同事、老干部，他们非常有经验，很快就能写出一个方案来。所以每当碰到难题我就会向这些前辈们虚心求助，学习他们的工作经验。
2010 年10 月13 日，孙彤（二排左一）和原国家计委综合局的老同事们
在王健冬同志90 岁大寿聚会时的合影
我在计委工作的11年里，没有看到单位提拔过一个人，十年来每个人的工作待遇都维持不变。无论怎样的加班加点、劳累不堪，大家的工作都很出色，也从来没有提出过什么个人的要求，对名利二字看得很淡。
像我们的局长陈先，他是1954年下半年调到国家计委的，担任综合局的副局长后，一直干到我离开国家计委时，他还是综合局的副局长，从来没有改变过。
我在部队时，从1954年开始实行薪金制。1954年到1955年8月离开部队时，我每月的工资是七十多块钱。离开部队后到人民大学经过大学4年、研究生3年的学习，于1962年8月分配到计委后，给我的工资级别是70元，比在部队还少了几块。但是当时认为是组织上的安排，也没有提意见。那时的我只知道勤奋、努力地工作，为以后能够再做教师创造条件，把自己的教学水平提得更高。
记得1964年时，我怀了第二个孩子，每天都挺着大肚子走着去上班，而且还到外地调查3个多月，虽然辛苦，但是从没有一丝怨言。在孩子快要出生的那一天我还在上班呢！生儿子的时候，我是在办公室破水的，水都流出来了。那个年代产妇产后休56天假，休完了就开始上班了，真的是很辛苦。不过每个人都是这样去做的，因为当时在每个人的心中，国家利益才是最大的，没有大家哪会有小家呢？所以五六十年代的人就是有着这么一颗红心，时时刻刻把工作放在首位，即淳朴又忠实。
“专业化协作”调查
周总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里面讲道：“我们不能延续过去小生产作坊的方式，一定要搞现代化的专业化协作。”
1961年，第二个五年计划还在进行中时，国家计委关于“专业化协作”的大调查已经开始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专业化协作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到了1964年6月，因为要很好地调查研究，然后调整、改革原来各个方面的一些关系，准备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所以我参加了还在进行中的“专业化协作”的大调查。我的研究生论文就是专业化协作，正好也有一个实践的机会。
那个时候计委组织了一个华北地区的专业化协作调查组，我们一共5个人，由国家经委和计委两个单位合作组成，专门调查华北地区。还调查了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市和包头市，然后从北京市又到天津市的很多企业调查研究企业专业化协作的关系，哪些应该进行调整，哪些应该重组。
所谓“专业化协作”就是工业生产专业化和协作。比如原来在综合工厂里面又生产电机，又生产油烟机，那么把所有的电机都集中起来，成立一个专门的电机制造厂，这样就把原来分散的生产变成大批量生产，原来一个工厂可能生产100台，现在我们把几个厂集中起来，就可以生产1000台、2000台，这就叫工业生产专业化，既提高了工业的生产效率，又降低了生产成本。
生产变成了专业化生产，就必须有协作，才能装配出一个总机体。比如一辆汽车它零件有发动机，有螺钉和螺母，还有玻璃和靠垫等等，这些零件分到各个工厂去生产之后，就要进行协作才能组装成一辆汽车。专业化和协作实际上是互为条件的，如果你要提高专业化水平，那么就要提高协作的水平，所以专业化协作是互为条件、互相制约、对立统一的关系。
专业化协作带给我们的效果是可想而知的。可是原有的小生产方式习惯了不求人，事事都要自己完成，觉得自己干可靠。针对这种落后思想，我们就写文章大力宣传专业协作的优越性，让大家了解，从而放弃“大而全”、“小而全”的小农思想，放弃万事不求人的思想。在文章中我们说明了专业化生产、专业化协作的好处：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有利于提高产品的质量。如果专门从事某一类的产品生产，技术就会很熟练，这样既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又增加了产品的数量。专业化协作是现代化、社会化大生产的必然趋势，它是一种客观规律。谁违反这个规律谁就要失败，谁能够遵循这个规律谁就能获胜。
虚心学习和感悟
进行华北地区的专业化协作大调查和大整顿时，有很多城市还有一些地方主义，所以我们就要说服地方。对于调查，我是抱着一种学习的心态，看领导和老同志们是怎么思考和处理一些矛盾的。在这3个月的调研中确实让我受益匪浅。
每当地方企业的人不理解专业化协作、不愿意配合时，领导们也不发火，也不跟他们辩解，先是耐着性子听企业说的理由是什么，然后再耐心和细致地向他们解释，让他们感觉这是很好的协作方式。所以我觉得领导的工作方法非常好，这种方式既听到了地方同志的意见，又能集思广益，从中还能发现一些没有考虑到的问题。不过当地方同志的意见中有违反客观规律的想法时，那么这些领导就会斩钉截铁地拒绝采纳，坚持原则。
我在国家计委综合局参加专业化协作调查之后，一直在思考总结，于是有了自己的一些感悟和想法。
我认为搞经济建设必须从实际出发，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这就是数十年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最基本的经验教训。从建国后的短短二十多年来看，凡是我们能够从实际出发，正确认识经济发展规律，遵从并善于运用经济规律的时候，我们的经济建设就会很顺利。包括我们搞的专业化协作，它其实是一个客观的经济发展趋势，也有一定的客观规律性。我们深入地认识和运用它，整个经济建设的发展就能前进；而我们搞主观主义，否认经济规律、忽视经济规律、违背经济规律的时候，经济建设就会遭到挫折，就会失败，就会倒退。实际上专业化协作和我国整个的经济发展都是同样的道理。
下放干校劳动
1969年12月31日我们坐上火车，于1970年元旦到达国家计委“五七干校”，整个计委95%的干部都下放到“五七干校”去了，就留了几个人，有些计委副主任、局长也跟着我们一起下放到“五七干校”。在下放的这些人里，国家计委副主任、副部长一级的干部有好几个，当时他们年纪都很大了。很多同志还带着家属，我爱人也领着两个孩子跟过来了。我们大人在襄北“五七干校”劳动，孩子们到“五七干校”的幼儿园。这样孩子们搬到了河南新野的新店，离我有几十里（1里=0.5公里）地远。
1970 年5 月1 日，女儿李昱（左一）和儿子李立
在国家计委的“五七干校”新店幼儿园时的合影
襄北农场原来是劳改犯住的农场，比较偏僻。由于当时襄北要铺一条铁路通过那儿，所以把劳改犯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
到了襄北农场之后，我们就开始分连分排。我被编在了二连二排担任副排长，我们综合局的三十几个人编在二排并分成3个班。当时的住宿条件确实很艰苦，夫妻两口子分开住，男的住男大通铺，女的住女大通铺。我们进到房间里一看，几十个女的都住在一个大屋里，长长的一排一排的通铺，都是木板搭的，一排可以睡几十个人，整个襄北农场都是这样的住宿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