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参加高考的同一批人里我算是年龄大的，正好踏着25周岁的年龄界限。那时有明文规定年龄超过25周岁就不能报考大学了。当时我的心态也很好，没什么好紧张的，考上了就上，考不上我继续工作，完全没有后顾之忧。
在补习班大概上了3个月之后，我在当年的7月7号、8号、9号这3天参加了高考。考完了我觉得语文成绩最有把握，因为这全得益于我从小对语文的喜爱和在部队文工团的创作工作，而且从1953年开始直到从朝鲜战场回来，我也从来没有间断过文学创作和学习。
高考完毕一个多月后的一天，通知书寄到了我家。我亲手接过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心里相当高兴。因为当时区政府只批准了3个在职的报名参加考试，一个是从事商业工作的同志，一个是在团委工作的同志，还有一个就是我，结果只有我一个人考上了。以第一志愿进入北京师范学院，这样的考试结果让我非常满意。
大概是收到录取通知书的3天以后，我没再去合作商店上班了。单位送给我一个笔记本和一支金星牌钢笔当作纪念。区里的领导说：“你能考上更好！”家里人当然更高兴，而且那时上大学不用交学费，还可以申请助学金，这样家里不用为学费操心了。
得偿所愿
我在北京师范学院这几年，虽然由军人的身份转换到了普通的大学生，但是我依然以一名战士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首都师范大学创建于1954年，原名北京师范学院，它是为北京中学基础教育培养师资而建设的学校。1956年8月份，我接到了录取通知书，上写明要在9月15号之前到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报到，于是在开学的前一天我背着行李坐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原来的北京火车站是在前门箭楼旁边的老火车站，学校派专门负责的人员到车站来接站。等我们这批新生到了学校开始例行的报道、分住宿等等，在收拾停当之后，学校还召开了欢迎新生入学的开学典礼。
当时我被分到五班，五班是所谓的“调干班”。因为我们全班的学生都是在职考试进来的，没有应届的高中毕业生，所以叫“调干班”。在我的同学当中，小学教师占的比例比较大，还有复员转业军人，剩下的是各行各业的生源。班上总共50位同学，有4名党员，有十几名群众，剩下的都是团员。我们的班主任在看完新生入学档案以后，点名任命我担任团支部宣传委员一职。他说：“我看你在部队的工作经历很不错，就由你担任团支部委员吧，顺便担任一下文体委员。”
大学生活时期合影，最后一排左起第五个是大学时期的我
在北京师范学院的成长
经历了风雨兼程的战争年代，我迈进了自由轻松的大学天地。我的学习与中学时期相比，存在着许多不同之处，其中最主要是学习内容、学习方法上发生了较大变化，社会身份和人生目标也随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当兵在部队，服从命令是我的天职，保家卫国是我的人生目标。现在步入了大学校园，我从一名中国人民志愿军成长为新中国的大学在校生，学习文化科技成为我的重要目标，我的职责是好好学习技能，将来成为一名基础教育工作者，为祖国的下一代培养更多的有用人才。
以前在部队里，我这读过几年书的人就算是知识分子了。但是到了大学以后，人才济济，同学们都是在高考中选拔出来的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我所掌握的知识显得很单薄。所以我尽可能地扬长避短，发挥军人作风，从课本中贪婪地汲取营养，我想用自己的努力来实现成为人民教师的目标。
大学的学习内容和教育方式跟在中学阶段完全不同。当时我在北京师范学院所学的主要科目有：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化概论、教育学、心理学等等。这些课程和主要靠自学的学习方法，对于从高中毕业的学生来说，猛的一下子不太好适应，但是对于我们这些调干班的学生来说相对轻松得多。毕竟我们都是从工作岗位上考进的大学，当时的复习和学习基本上都是在一边工作一边补习的状态下进行的。如此而来，大学里老师的授课速度和课后的主动学习对我来说完全不在话下。
我自觉、勤劳、主动的好习惯早在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工作期间就养成了。军人的素质造就了我的性格，我得益于那些年的磨练。作为曾经当兵多年的我来讲，作息时间完全是标准的军事化，同学们也都受我的影响，不需要老师怎么费心管理，我们都很快地适应了大学生活。
在我担任文体委员职务期间，经常组织班上的同学参加各种活动。我的脾气好，又有在部队文工团的参军经历，每次组织这些活动，既新奇又得体。大家都喜欢参与到我发起的各种集体活动里来。除了每年“五一”和“十一”按照国家规定的游行庆祝之外，周末和假期我还经常组织同学们到城里看戏。凡是学校里组织晚会，我就担任主持兼负责舞台布控。学校要召开运动会，我不但自己积极报名，也动员大家参加，甚至有的参赛项目还需要我来负责训练。同时我还是北京师范学院管弦乐队的负责人，学校的歌咏比赛、合唱比赛等等，我是唱歌、指挥、写歌词样样来，什么都愿意干。
回首在北京师范学院两年的学习生活，我更懂得了认真学习的重要性。因为深知自己的这个学习机会得来不易。在部队待了7年，原来也没有接受过正规的高中教育，退伍回来自考上大学相当吃力，再者我那时的年岁也已经不小了，25岁的人了，没有时间可以浪费。所以我对待学习特别认真，没有糟践国家每月发给我的25块钱的助学金。与此同时我也更加明白了为人处事的道理，做事更为慎重，心胸更加开阔。
偶遇朱德总司令
在大学期间丰富多彩的集体活动中，我每次都是充当组织者和推动者的角色。同学们对我的工作总是给予大力的支持和充分的肯定，这也更好地调动了我的工作积极性。记得有一次，在我组织的班集体活动中还遇见了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特殊人物，这次经历对当时在场的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终身难忘的。
以前大学里每年春天都有3天的春假，我利用这3天时间组织班上到郊外去旅游。当时全班50多名同学都参加了，而且我们这班调干的同学很多都带了家属。1957年4月16日，我们在樱桃沟意外地遇见了敬爱的朱德总司令。
那天阳光明媚，万里无云。我们一行人在樱桃沟公园门口附近的几个景点分散活动，有的同学随身还带着手风琴等乐器。一些同学在三三两两地观赏风景，另外一部分同学围在一起谈心聊天，还有的同学就坐在不远处唱歌玩闹……
1957年同学们在樱桃沟春游时一起演奏，吹笛子的是我
我在公园的绿地上随意闲逛，无意中看见好像是朱德总司令和他的夫人康克清大姐在对面的一条石阶小路上散步，当时他老人家身穿深蓝色呢子中山装，面带严肃又不失宽厚，康大姐一身便装陪同在他身边。起先我还不大相信自己看到的是真的，谁能想象得到在自己郊游的公园里能遇见让人敬仰的共和国的元帅呢？所以我喊来身边的其他同学，大家都躲得远远地观望着。后来七嘴八舌地确定，我们看见的就是敬爱的朱总司令，才敢大胆地上前跟他老人家致敬问候。我作为一名从朝鲜战场上下来的志愿军战士，庄重地向总司令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朱总司令很平易近人，耐心地跟大家握手，康大姐带着慈祥的笑容，跟大家打招呼。当看到我们胸前佩戴的校徽时，总司令非常高兴，他说：“你们是师范学院的学生，未来的人民教师，我相信，你们将来一定会培养出无数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人群中顿时爆发热烈的掌声，期间总司令还询问了我们的学习情况和工作情况。有同学提议这个机会千载难逢，我们不如和总司令合个影吧。但是我们又怕打扰到总司令，就跟康大姐转述了大家的这个想法，谁知总司令很爽朗地答应了我们的请求。于是，我们全体同学簇拥着朱总司令在樱桃沟公园留下了这宝贵的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