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号的时候，她的大哥和三哥陪我们从城里返回我的老家齐家庄天河水村，那天正式办了婚礼。我们家有五间房，有三间正北房，两间厢房。正北房是我父母和三个弟弟住，两间厢房是父母特意新盖的，给我们做结婚用房。当天的结婚仪式举行得比较简单，因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不允许大办婚宴。我父母说：“老大结婚的时候怎么着也应该有所表示。”就把附近的几个亲戚——我记得有我的两个舅舅——还有两个村干部，一共七八个人叫到我们家来，简单地做了几个菜，大家一起吃了一顿饭。当时还不允许给新媳妇礼钱，但是他们都偷偷地给了我爱人礼钱。有的给十块钱，有的给五块钱，当晚她一共收到了大概四五十块钱。这在农村也不算少了，我们都特别感动。
我、爱人与岳父、岳母合影
结婚以后就过年了，我们在我家过了年三十和初一。然后我们去她的老家黄塔公社梁家铺村，因为在那边她们家还有几个亲戚。当时我们就住在原来她们家的两间北房里，分别去拜访了她的一个亲叔叔、两个叔伯叔叔和一个姑姑。我们在那儿住了大概三四天。
之后她就留在老家了。因为过了春节也就意味着寒假结束了，她学校那边要开学了，她在家准备开学的事情。而我又到城里她的大哥那儿住了一个晚上，然后回部队。
当时门头沟区教育局给了她们塔河中学几个指标，代课老师可以转正。还没开学，学校那边的领导就在讨论让她转正的问题。1974年和1975年对我们两个人来讲，可以算是多喜临门。首先是我提了干部，然后我们结了婚，她也从代课老师转成了国家正式教师。人逢喜事精神爽，那段时间我们气色特别好，到哪里都是笑容满面的。我回部队也特别安心。
1976年春天，她从老家的塔河中学调到门头沟区的七棵树中学任教。五一的时候我休假探亲，我们是在七棵树中学渡过的，学校给我们提供了一间房。她当时已经怀孕了，我就在那儿陪着她住了十几天。
婚后生活
我和我爱人从相识到相爱，再到结婚，互相扶持，度过了风风雨雨这么多年——到今年我们结婚已经有三十五年了。我们的事业心都很强，各自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奋斗。我们的感情并没有因为各自忙事业而变淡，因为我们都是在农村长大的，生活习惯比较相近，有很多共同语言；后来又在一个学校上学，共同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奠定了坚实的感情基础。我们应该说是从1967年开始谈恋爱，一直到1975年结婚。在这将近八年的时间里，我们情投意合，感情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再到后来生养孩子、共同抚养双方老人，一直都是相敬如宾，共同进退。
从在学校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俩的爱好和性格有很多共通之处。我们都属于很好学的学生，志向也都是考大学，但是”文化大革命”让我们两个人的大学梦都破灭了。
性格上的共同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我们都比较开朗和直率，喜怒哀乐写在脸上，减少了造成不必要误会的机率；第二是我们待人接物都很朴实，很大方，从山里走出来的人给我的感觉都很纯朴、仁厚；最后一点是我们都比较有钻研精神，尤其她身上那种坚忍不拔的韧性让我很佩服——她作为一个高中毕业生，准确说来，因为“文革”的影响，高中学业并没有按质按量地完成，走上老师这条路压力不可谓不大。后来又从一个农村的代课老师转为城里的教师，这中间更是充满了常人想象不到的挑战和努力。她就是有这么一点滴水穿石的精神，刻苦补习，后来考了教师补习班，拿了大专文凭。而教学能力也在一年一年的实践中逐步提高，后来被评为高级教师，变成110中学数学老师的主力。
我一直认为：“我找的这个老婆，没找错！”岳父、岳母两个老人的身体不好，我岳父患了脑血栓半身不遂，岳母在家给我们看孩子，也是力不从心。我们住在东四宽街那边的时候，她既要照顾儿子，又要照顾两位老人。我托人在天津给她买了一个飞鸽二八的车子——当时北京还买不到自行车，我也不懂行，本来是应该给她买个女式车的，结果买成了二八大车。她从我们家骑车到甘家口那边的110中学需要花50分钟。她每天早晨骑车去上班，中午骑车回去伺候老人和孩子吃饭，吃完饭又赶回学校。晚上回家要做饭、洗涮、采购，家务活零零碎碎的，等她都忙完了已经十点多了，还要接着批改学生的作业，备第二天的课，以及自己充电学习。她如此勤奋刻苦，让我打心眼地心疼和佩服。
作为一个军嫂，她一直没有扯我的后腿。她从来没有对我发牢骚，也从不说.回家吧，别在部队当兵了。当时环境相当艰苦，她的工资是四十多元，我的工资是五十多元，两个人加在一起共九十多元，物质条件不算好。尤其是她一个人撑起整个家庭，家务活和教学工作负担都很重，但是她一直保持着乐观向上的心境。我觉得她是一个强势的女人，有什么苦、有什么难处不会轻易跟人说。用极端一点的说法，她就算在家累死也不会扯我的后腿。
我特别应该感谢我的两个大舅哥。我能安心在部队工作，与他们的帮助是分不开的。我爱人有三个哥哥，大哥于从奇是大夫，在公安医院工作；二哥于从山常年有病；三哥于从仕在广电部工作，是科技干部。大哥和三哥经常到家里周到地关照我爱人和孩子。我爱人从门头沟调城里工作后，三哥东奔西忙把户口也从郊区迁进市里。我和两位哥哥很合得来，有机会就凑到一起吃饭、喝酒、聊天，处得和亲兄弟一样。
我和爱人与三个哥哥（左二大哥，左三二哥，右二三哥）合影
我自己是一个典型的事业型的人物。从小在学校上学，然后当了兵，在部队里吃大锅饭，过着“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生活。所以我并不了解在家过日子有多么琐碎和辛苦，一直也说体谅她辛苦，却不知道究竟有多苦。另外一方面，我整天在部队带兵训练，有自己的工作要忙，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考虑她在家中的负担。每年她也要到部队去一两趟，接触一下我的生活。她觉得部队那种生龙活虎的生活很有意思，很受感染。她还认为我训练、干活很辛苦，但从来不提自己在家有多困难。当时我一心扑在连队建设上，没有回家的意思，只把每个月的工资定期给她寄回去。当然也给自己留一点生活费和零花钱，留将近二十块钱，剩下三十块钱都寄回去。
我们在这么多年的共同奋斗中达成了一个心照不宣的共识：先奔事业后顾家。我爱人非常欣赏我，觉得一个男人就应该像我这样，一心一意地扑在工作上，要建功立业。一直到1984年，那时候孩子上小学了，我回家休假的时候就感觉到作为男孩子，身边还是有父亲管教比较好。当然我爱人本身是个教师，有足够的经验来教育孩子。但是在我们国家有这么个传统的认知，就是对儿子，父亲一定要负起责任来。另外我也觉得孩子上学以后，她的负担会更重。加上正好赶上百万大裁军的机会，所以我就毅然决然提出转业申请。
转业回来以后我到设计院上班，我爱人她们学校在西四给她分了一间平房，所以我们就到那安家了。儿子上学和我上班顺路，他的学校离我们家不远，大概一站路的样子。所以每天早晨，我去上班就顺便用自行车送儿子到他们校门口。晚上回去我也给他辅导功课，教他做人的道理。我们三口之家和谐幸福，十分温馨。
我爱人没有什么特殊的业余爱好，就是比较喜欢游山玩水。那时候我在部队，她在家里抽不开身，所以很少出去旅游。等我转业回来以后，她的学校每次组织教师外出活动，她都会去参加。儿子小的时候，她还带着他一起去。这些年来，全国的名山大川，像什么福建、厦门，黄山、庐山等，很多地方我都没去过，她几乎都走遍了。她爱照相，也很上相，但是自己照相技术不好，每次都请人帮忙照，再拿回来给我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