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我们家里没有电视，公社只有一台电视，电视也很小。看电影得跑十里、二十里路。小时候参加文艺队，是我最幸福的时光。
文革时期的演出
我参加公社宣传队正值“文革”时期。
“文化大革命”总开“万人大会”。那时候我们乡分成了两派，“红雷”和“雷总”，我姐姐就是“红雷”派的。我们演出时，“红雷”的人都跑过来，两派人就打了起来。用干农活的叉子的人，是“红雷”派的，“雷总”是用土炮来轰炸。后来我们不能演出，都退回来了。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主要是以家乡小演唱的形式表演，淮戏居多，有《贫农下中农一条心》，《红夜校》等等。那个时候我们是共青团员，大队经常开会，一开会就要我唱歌，我就唱《贫农下中农一条心》。那个年代，知识青年都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记得我们公社有一个霸王，人称“王小狗”，他和我的一个远方叔叔有过过结。我叔叔是一个油米厂的厂长，王小狗身为知青被下放到一个大队，后来他拿黄豆去换油，由于黄豆里掺着很多黄豆梗，很不干净，会计不敢把油换给他，因为他的豆子太脏了。王小狗后来去找厂长，厂长就是我叔叔，我叔叔没有给他换，他说：“你记住，一个月我会杀你们全家！”一天晚上我排练回来，王小狗他们一帮“雷总”上我叔叔家里点火，草堆放在我叔叔家门口，那时其他人都不在只有大爷爷在家里睡觉。我们离很远看到火光就跑过去救火，人没事但是房子还是烧光了。
王小狗还曾用枪把武装部部长的腿打坏了。后来他被生产队的人用枪打伤了多处，也挺惨的。十四五岁的时候，我参加公社宣传队，我们到县城里面演出，那个时候叫做广播站，不叫做电视台。县城离我们老家有65华里，大伙都骑自行车去，自行车前面坐一个后面坐一个，我不会骑自行车，就坐在后面。能去县里表演大家都很开心。
会议结束的那一天，赶上两派打架，后来广播站三十多岁的放音员杨大德的头被人砍了下来，挂在大街的墙上，把我吓坏了。演出一结束，我就赶紧回家了。
那时世道那么乱，但我们宣传队还是坚持演出。虽然到处批斗，整个社会乱作一团，但大伙的积极性都很高。我父亲那时候也想让我去，因为我当时是一个主角，但是我读书不多，识字不多。在宣传队的时候我们自编自演的小节目，白天排练教的唱词和动作，晚上练几遍我都会了，都可以记住。
曾失去的机会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是这样，一阵一阵的，还特别乱。不过我们的积极性都很高，而且国家领导很重视文艺宣传活动，我们宣传队就一直坚持演出，演出的特别好，市里淮剧团的领导还特意来我们社选人。
但我却没有被选上。有的时候想起这事，我还觉得挺恨我父亲的。因为我们都是13岁演出，别人都是边读书边参加演出，只有我是边种地边演出，其他的人文化水平都比我高。那次我们跳的是《采梅舞》，我们一共是六个人跳，其中三个小姑娘把这个节目演的特别好，一个叫黄翠兰，一个叫李翠兰，还有一个就是我李红兰。县里淮剧团的领导看到我们的演出很满意，都把我们名字记下来。后来因为我没有文化，其他两个被挑到县里的淮剧团，唯独我没去成。黄翠兰进去了，李翠兰也被县里的另一个团选中了。
后来市里面文工团要我，父亲没有让我去，因为那时候弟弟妹妹还小，我是家里挣劳动工分的主力。所以在我十六七岁那一次，文工团又来要我，父亲又没有让我去。就这样失去机会了，我一直都觉得遗憾。我如果去了，就不可能在家里。但是我父亲那个时候也有自己的难处，我也挺理解父亲的，也就不想了。家里没有劳动力，父母也不容易，我也应该主动这样做，没有人做工干活，挣不到工分，粮食就不够吃了。那个时代就是这样的。后来我也碰到过李翠兰她们，心里还是很羡慕。
我们兄弟姐妹中，只有大弟弟是高中生，我最小的弟弟自己不读书。我们农村有一个思想，男孩子书要读多一点。后来家里没有钱交学费我妹妹也就没读多少书，我大弟弟文化算是家里最高的了。
与爱人的相识
我十岁开始参加宣传队，那会儿就认识了汪书成（爱人）。他16岁就已经是青年书记了，但是刚认识他的时候，也没有什么感觉，因为我太小了。那时候也有一个姓吴的，追我追了很长时间，天天缠着我说喜欢我，但我不喜欢他，对于他的追求我很生气。他是拉二胡的，所以我都不想参加宣传队了，因为害怕。一直到我与老公订婚了，他才不追了。
在宣传队的时候，他是伴奏的。他家的条件还不错。他让别人提亲，我没同意，因为我觉得我太小了。其实当时还有一个当兵的干部，当时很多人到我家里提亲，也有好多人追我，都没有同意。
我16岁的时候，他是我们大队的青年书记，他想跟我谈恋爱。我们是生在农村的小孩子，什么地方也不去，他没有跟我说，但是他心里有这样的想法。后来他跟我们大队的妇女主任说了这个情况。那个时候我每天晚上都会和妇女主任一起睡觉，白天和她在一起。后来她跟我说要谈婆家了，我说我不谈，因为我太小了。
他当兵时，他家里不想让他去，要他装病，这里疼那里疼，弄了很多的假证明。他比我大六岁，他是大人了，我还算是小孩子。我父亲在大队做通讯员，父亲对他印象很好，但是他父亲特别的坏，在我们大队是比较有名气的一个人。妇女主任跟我说了这事，我说因为我家里没有劳动力，她就去找我父母跟他们说。
因为他父亲人不好，所以父亲不同意这门亲事。就是因为他的父亲特别坏，封建思想，脾气、为人都特别坏，后来就断了这个念头。他后来还是当兵走了，我们宣传队给他们还演出欢送。
记得那次我们是在人民大会堂里面演出的，到第二天上午，大队只剩下他一个，后来才知道他是想逃避当兵，就装病，后来还是去当兵了。我清楚的记得在1970年的元月，农历正月十二他走的，11号晚上我们就在大会堂演出，他就亲口跟我说了他喜欢我的事，还说：“这次我当兵回来，你肯定就结婚了。”我说：“我早呢，我们家里没有劳动力，没有吃的，还早着呢。”他没有说什么。晚上七点多，我们在公社的大操场上，那个时候跟他一起共11个当兵的，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跳的舞蹈是《北京的金山上》。
他当兵二三年不到，回来了一次。跟我们一块排练节目的有一位姓吴的人，他就让姓吴的到我们家里来说亲。时隔两三年，我父亲还是不同意。妇女主任天天给我父亲说，不挺劝，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我父亲又同意了，因为他出息了，又是党员，所以父亲就用长远的眼光看他。父母征求我的意见，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所以我一句话都没讲。妇女主任也问了我很多次，我说：“我随父母吧，他们同意我就同意。”她说：“你父亲说的也对，他到部队是有出息的。他到了部队，站了一个月岗就开始给团长开小车，团长出门都是他给开车。”后来父母同意了，我也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