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北京没去插队之前，已经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了，爸妈都换了很多工作，爸妈一共搬了三次家。我们那时候就在青年湖住，然后搬到三路居那边的宿舍去住。我们原来住的房子一间十来平米，后来我们去那儿就变成了一间半，那一间特别大，一间得有十七八平米。后来我们又搬到六里桥楼房三居室了。三路居是我爸的宿舍，我插队走的时候还在三路居住着呢。
我们家顶梁柱就是我大妹妹，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就在中学校里参加护校队，在学校里吃饭一个星期才回家一次。我大妹妹就得照顾好家人。然后我一九六八年就插队去了，家里的事就又全交给大妹妹了。我没有跟弟弟妹妹吵过架，我大妹妹特别知道心疼人，她会照顾我们家所有的人，包括照顾我妈、我、我弟弟。我妈每天都上班，我大妹妹早晨五点多钟就起来升炉子，我妈上班中午经常回不来，我大妹妹就得给我弟弟他们做饭吃。我弟弟一九六四年生的，比我小十四岁。
我大妹妹上小学的时候个子就特别高体质特别好。后来我插队回来，我们家住平房，中间这一段我回来不能烧蜂窝煤，只能烧煤球，烧煤球就得自己去拉别人不给送。烧蜂窝煤公司才给送，那时为了节省资源不主张烧煤球主张烧蜂窝煤。但是蜂窝煤不暖和，所以我们冬天要换煤球，煤球烧起来才暖和。我们那大房子有十七平方米还多，又阴又冷，我们得去拉煤球，那时多数是大妹妹拉我在后面扶着，我因为体质不好拉不动。
中学时代•“文革”
当时初中毕业以后好多人都到工厂去了，我就没有到工厂的想法，我就想将来工作不工作无所谓，就想搞自由职业。那时候我妈画过画，我就想我要是能学画画我就学画画，要是能学写作就写作，我反正不想进工厂工作。
我没有想到要去当会计。我当会计都特别勉强，因为我这个人特别粗心，我第一次实习的时候就把好多东西都弄丢了。比如有个人来报销医药费，才三块多钱我给了他三十多。科长特别细心，就看那个人装了三十多块钱也不吭气就走了。他走到门口了，这个科长就说：“你回来。”当时我挺纳闷的，那个人就回来了。科长说：“你把钱都掏出来数数多少钱？”他掏出来就数了有三十多块钱，科长说“你报了多少钱？”那个人就不吭气了。科长说：“小任你把单子拿出来看看。”拿出来一看那个单子写的时候写错了，我是出纳只是给钱，我就没有打算盘算那个单子到底是多少，照着单子上写的那个数就给人家付钱了，我当时马大哈也没有先算一算。
我们班上中学的时候大概有四五十个人，他们当中有一些高干子弟都当红卫兵了，除了红卫兵以外的同学有好多都在家里待着，就像家庭妇女似的，也像现在有的大学生毕业没事干似的，在家玩电脑。插队的时候这些人也去了，只是他们文革时没有参加运动。军训的时候他们开始回校了，我们都不闹革命了，都已经开课了，开课也是政治课，写批判的那些东西。每个人都贴过大字报，纯属瞎写，组织上让我们写什么就写什么。但我没有被人贴过大字报，我那时候就是一个小兵不算什么！我们班班长叫王强的就被人家给贴了，他比我们大，因为他上学比较晚。我们那年代的人年龄都参差不齐的，因为有好多孩子的爸爸在北京上班，妈妈虽然有北京市户口但是没来，就一直在农村带孩子，所以这些孩子上学也晚，有的比我们大好几岁。因为王强比我们大，总把我们当小孩似的，对我们说话时口气不一样，有的同学就嫉妒他看他不顺眼，就把他写在大字报上了，说他们家是富农或者小业主什么的，反正没有什么好话。
我挺幸运的，我们家所在的地区，只有一个居委会，居委会的主任还特别善良，我们居委会就做些安全工作，比如谁家的东西没拿回屋里去居委会就帮忙拿回去，因此我住的地方没有受到冲击。在学校里我的性格很随和也没有造成冲击。比如我们的房东那么有钱，都没有人拿他当资本家，他们家为了避免祸端自己象征性地，拿了点儿胆瓶出来打坏了。后来我在电视里见过类似的胆瓶，是紫红色的，是明朝还是哪个朝的就是朝代比较早，像小花瓶似的那种形状。这种瓶在十年以前就值二十多万，可想而知他们家的东西值多少钱！
那时候的孩子初中毕业后就参加工作了，上高中的特别少，上大学的就更少了。我们都没敢想去上大学，因为当时北京的大学特别少，招的人也少，北京能考到大学的中学，比如南城这一带也就十五中或者六十六中有一些希望，但仅仅是百分之一的希望。那时不像现在升学率这么高，也就是百分之二的升学率，所以很少人能在这一百个里头。那时候的我对于人生也没有什么规划，后来我就顺着潮流上山下乡插队去了。
插队背景•积极报名
“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当年我响应毛主席号召，上山下乡到了山西原平县薛孤公社贺阳大队去插队，开始了我有笑有泪、无怨无悔的知青岁月……
为了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中国政府就开始组织将城市中的年轻人移居到农村，尤其是边远的农村地区建立农场。一场震撼二十世纪、长达二十七年、涉及一千八百万青年、牵动十亿人心的上山下乡运动由此发动起来。
毛泽东于九月四日亲笔批示“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中共中央马上做出反应，在《一九五六~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特别写上了一条：“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上山下乡，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
一九六八年，毛泽东再次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广阔的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伟大号召。
我这个人过得大而化之的，对自己的人生没有什么规划。“文化大革命”以后，其实我不插队也是可以的，因为在“文化大革命”末期、军训之前有一段时间“红卫兵”截工，就是到工厂工作。那时我到电镀厂里上班，在电镀车间电镀零部件，镀了都挂到池子里去，然后抛光成配件。那个厂子的领导非得让我留下来不可，我当时不愿意，因为不想当工人。他说：“你不想当工人想干什么？”我当时想说自己要做自由职业者但说不出口来，因为这种事在当时太不现实了，别人听了得说我是神经病，那会儿还不流行自由职业呢。但是我婆婆了解我，我的习惯是早晨不按点起床、上班，当工人我会觉得很不舒服自在的。（就算是现在我上班也要别人叫我，我女儿每天早晨走的时候都要叫我上班，要不然我忘了就不上班了。但是我在单位还是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这是因为我在工作的时候干得好、效率高。）
“文化大革命”末期大家就是学工，然后军训，军训中间还学支农。支农那会儿正好赶上收稻子，五月份收完稻子解放军还进驻我们学校搞培训。收稻子期间上面就动员我们上山下乡，当时我不觉得下乡劳动是辛苦的，因为我们一上初中每年都要劳动一两个星期，不是学工就是学农，学农就是帮农民收稻子、割麦子。这期间我爸病了住在建工医院。要是不报名参加上山下乡就得在那儿办学习班不让我回家，我当时挺着急的也没多想，就赶紧报了名回去看爸爸。我们班的同学一看我走了，也都着急回家，居然都报名了。报完名我爸在建工医院做完手术都出院了，我爸爸得的好像是脑血管破裂，当时还挺严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