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赵玮是一九七七年春节，也就是我上班两年后结婚的。
我在西山煤矿那会儿我丈夫没有跟我在一个地方工作，他好像是一九八五年才调过来的。不是说不想一块儿工作，而是调工作需要好多手续，特别复杂，不像现在调工作拿起来就走。比如说他从原平调到太原，就得从原平调出去，没有出原平就进不来太原，就得等调出指标才行。这些都归山西省劳动局管，我管成本，经常会跟劳动局长打交道。这局长就跟劳资处的处长说：“小任她爱人在原平呢，你们给想着点这事啊！”劳资处的处长就时时刻刻想着这件事，我们本局处置有出太原市的人的时候，就把这指标给换回来了。
那会儿我们结婚了也没有在一块，当时除了照顾女儿以外我也没有别的业务活动，我们工作都挺紧张的。大家就看看篮球，看看电影，也会组织排球赛，篮球赛，我那时是工会主席，这些活动都是我组织的。我打排球还行，但是打篮球就不行，打篮球跑得太厉害我体力跟不上。
回京工作•两袖清风
我在山西煤矿大概待了十几年，一九九一年回北京来了。这十七年当中我一直没有换过工作，就一直在那儿当会计。我回京以后学的还是会计，从那儿的财务处调到北京财务处。
因为那时候我们单位发煤炭都得跑煤炭部，要向部里汇报工作，因为我们是部属单位，国有资产的一些报表都得汇报到部里去，北京就特别需要设立一个办事处。后来北京就成立了办事处。我是北京人，要求回来，单位也是照顾我，就把我调回北京了。当时女儿也回来了。
我爱人是一九八九年调回北京的，因为他妈妈在劳动局上班，所以有人，就弄了个单调指标把他给调回来了。那时候知青还没有返城的呢，他就回来了。单调指标就是回来找个单位接收，他就是工人了，因为他原来也是工人。那时候我们局长就对我说：“你那时候非得让你爱人回去，不回去还更好。”因为我们办事处需要设立北京驻市营销处，而赵玮在营销处管过车皮调度，当时我们成立办事处就想让赵玮来北京入职。但是我们北京办事处正在筹办的时候，他那个单调指标就下来了，要说赵玮不走吧，他妈妈不愿意。其实他要是在我们办事处的话比在工厂里好，现在他在工厂里什么都不是，如果去我们驻京办事处的话，他最少是副科级的待遇，而且工资也高，一个月最起码也得拿七八千块钱。
我原来在煤矿公司做成本结算，老是要写成本报告、测算资料这些，特别费心。而且局长也挺难伺候的，我们加一个小班好不容易测算出来的东西，他一看还不满意，我们就得重新做。虽然那时候我上班的钟点不是太正常，但是有时候也挺辛苦的，就是那时候我感觉压力特别大，我就不愿意干了。回到北京以后又是在公司，虽然是一般纳税人，但有时候有压力有时候就没有压力。
因为那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在山西，回来之后至少跟家人在一起。回来以后我就觉得心情特别放松了，不像在山西。在山西的时候工作压力特别大，我老觉得自己是个女同志这么活着很累，不想干这个，又不想干那个。像我们处长瘦得跟猴似的，二十多岁的时候颧骨就突出来了，就因为工作太费心了。
我们北京办事处是科级单位。当时在办事处除了主任就是我，我最大，因为我是会计师享受科级待遇，后来那两个人才升成处级干部。但是我已经超龄，提处级就不能提我了。
后来我们人多，买了一栋楼，那时候没有房地产，是以抵押形式买的。一九九一年房地产没有开放，没有什么买卖，北京的房产也不许卖给外地，当时果园大队借了我们五千万元还不起，最后就把他们的一处托儿所四千八百多平米的楼房（现在新世纪商场，就在木樨园）给我们了。我们后来就拿这个住所作抵押买了一栋楼。
我从山西回到北京也很适应，因为那地方全是我们单位的人没有外单位的。我在北京办事处能拿到一百三十多块钱，当时来说算是很好啊！那时候北京也就是这么多的工资，我们挣的是煤炭系统的工资，所以差不多。而且在我们单位上班，人都熟而且随便，想睡觉就睡觉，想玩就玩，那个办公室一人一台电脑。当时最多也就是两个人，一个会计一个出纳，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除了主任我们谁都不怕，因为主任管我们。我们把自己的工作干完了，没事我们就去逛商城，逛商店，逛批发市场，想上哪玩去就上哪玩去！
后来他们把我联系到劳动局财务处，那时候财务处就要求我的公司必须要调整，说外地的职称他们不承认，要执行北京市的政策，不管有证没证，必须是他们聘用才行。于是就要从头开始，要降工资，我从太原调过来的时候工资是一百三十多，结果他给我降到八十多块钱。他给我降工资都降了快三分之一多了，我就觉得给我挺少的，就有点儿不愿意。
后来的新员工基本上都是大学毕业的。我当时工作压力特大，因为我是中专毕业，学历毕竟是低的，就特别想上学。那时候煤炭部矿院有企业管理系，我们想再去学一学。那时候单位的人还是少的，处长就向我们许诺说：“无论你们有没有学历，什么学都不用去上了。他们哪怕是大学生，是研究生，他们是什么待遇，你们就是什么待遇，绝对不会影响你们。”处长是不可能让我们走的，让我们走的话就没有人干活了。
后来我们单位的基本上都是大学毕业的，不是大学毕业的基本上都不接收，除非是局长家的亲戚，要不就是我们处长的儿媳妇之类的，反正都是要靠局里有头有脸的一些人的关系才能进来。因为当初我们都没有学过电脑，新的大学生都学了电脑，所以我们工作压力特别大，就觉得挺难的。什么都得往前走，不往前走就会被淘汰！
我是二零零五年退休的，就是说我自从一九九一年回京之后在北京又工作了十几年。
我回京后，我们煤炭公司后来经历了煤炭体制改革，改成山西省的工资标准了，山西省评的工资低。
当时我在山西工作十几年，工资从三十多块钱涨到四十多，又从四十多再慢慢涨到一百多，每次涨都涨几块，就那么一直涨着，这十几年涨到一百多，实际上熬出来挺不容易的。但是我们在北京办事处的工资比山西那儿多一点，当时一百三十六块钱可以说是北京高一点的生活水平了，我们还有点额外的奖金。
回京工作•两袖清风
那会儿工资水平普遍都低，后来工资就普遍都提高了，从一百多涨到二百多、三百多、五百多、八百多，涨得挺快的。那几年我们工资都是翻一番地涨，翻得挺快的，反正没几年就提到八九百块钱了。到我快退休的时候都已经两千多了，我退休之前就差不多三千了，我退休之后二零零七年煤炭系统改革，工资一下就翻了一番，他们一下就拿七八千元，遗憾的是，我没有赶上。
我觉得我这一辈子都挺省心的，领导和同事们对我都挺照顾的，对我在工作上还有其他各方面都没有苛刻过，就是顺其自然我能干到什么程度，就干到什么程度。但是有时候我就自己觉得过不去，过不去就有压力。我这个精神压力主要是从过不去的时候开始有的，因为我觉得我本来就应该好好干，把工作做好。就是别人没有给我压力，自己觉得能力不够了，一个是自己要带孩子，另一个就是自己身体不好，就是挺愧疚的感觉。不像现在有的同志有那种“我干得越少越合算”的想法，但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我会觉得干少了还过意不去，老觉得自己没怎么干活领导还特别照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