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还挺高兴的，就觉得老师特有把握要录取我了。我回来就一直等着录取通知书呢，可后来没什么事发生，我还挺纳闷的。那个老师在北京，后来给我写了一封信，说：“挺对不起你的，我把你的档案拿回来以后，学校政审没通过，就说你爷爷有历史问题。”那时候北京外国语学院招生特别重视政审，因为录取的人将来要做外交官之类的。因为政审不合格就没有录取我，后来就录取了一个在我们县里参加工作的知青。这个知青在县里工作过，可能跟县里的干部挺熟的，本来是招我们在农村的知青，他知道后就顶了我。我的档案退回去了以后，就把档案换成了他的，因为那个指标得补回来一个，他就上去了。他后来就留在了二外，他语文特好，在那儿没当外语老师，而是当了语文老师。
那个时候大家都返城了，有的去工作了，有的考上大学了，剩下的这些人就准备分配工作，第一批分到县里的服务行业，有餐厅、商店，第二批就分到工厂，还有分到太原煤矿的都有。我当时不着急，那一年我没有回北京，后来我就回来了。回来以后又赶上组织中专招生，我大专没上就上中专，大同煤校就把我录取了。大同录的都是我们这种人，当时招的人挺多的，就等于现在高招完了中招一样。
考大同煤矿学校我又考了第一，那个老师就把我录上了。我们那个老师特逗，在大同上学的时候，我们一考试他都要去看，一看我都是全校第一，他就特高兴，说：“看我招来的学生怎么样？就是牛！”
当时我在做知青的时候，毕竟是在农村里面，每年都回北京一次。那几年北京变化不是很大，还没有建设，还是老的城区没什么变化，北京都是八几年以后才有变化的。我们插队的时候北京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影响，周总理逝世的时候是一九七六年，那时候我还在农村工作队里工作呢。
我是一九七二年开始在大同上学，一九七六年就被分到了西山矿务局。分到那儿以后，就开始整“四人帮”，我不愿意参加，那时候职工都不愿意去，怕被下放到农村回不来了。但我们处里的人就想让我去，说：“你是插队刚回来的，去了肯定能让你再回来，我们要是去了肯定回不来了。”后来我说：“行，我去吧。”我就去农村工作了。我的性格就是大大咧咧不计较的，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当时我的同学有的来北京读大学了，有的回来工作了。我想回来也没有办法。我们单位有一个北京美院的指标，那时候我努力了一阵，但也没有努力成，它是一个雕塑专业，招的是男生不招女生，要是招女生的话我可能就回来了。当时分配工作分到当地工厂是不能再回来了。九零年以后有一个落实知识青年政策，只要你能在北京找到一个落实单位就都能回来。但是那时候接收单位也不是特别好找，九零年以后企业还不是特景气。
大同离我插队的地方不是很远，就是两块多的车钱就到了，我们这边走太原和从大同到北京是一样的路程。在大同煤矿学校那三年我主要学的是会计专业。学这个专业我就知道以后要干什么。我们在煤矿企业，我们那时候是煤炭化工学校。当时是准备把我们培养成煤炭部的人员，那时分到煤炭部的有十三个名额，但是省里面不给，硬把我们扣到山西了。
在学校里跟我同桌的女孩是天津的，她是69届的，我是67届的比她早两届。她学习特别不好，老师就让我帮助她学习，结果我上课睡觉她也睡，我是管不住自己非睡不可，可是她是诚心要睡觉。后来老师把她叫起来，她就不服，说：“你为什么不管她，单管我？”老师说：“她考试得一百分，你考试得零分。”老师就这样说她。我们班同学因为我学习的事，都说老师向着我，那时候他们对老师都有意见。有一次老师火了，就把卷子拿出来评论，那次考的是政治经济学，是活题灵活运用的。这次评论还是我得第一，他们最后都没得说了。我考数学周围人都抄我卷子，也不知道是大同的教学质量不好，还是那些学生笨，我也搞不清楚，他们有高三的也有高一的，还有初三的，学习成绩都不如我。
考试•大同煤矿学校
我那时候又重新得到了学习机会。但对于我来说无所谓，因为那时候我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来，因为我身体不好，还是只想着睡觉。那时候我们在村里每星期都能看电影。我们就在劳改农场看电影。
我们那个村和原井劳改农场是在一起的，我们的地都挨着他们的地。我们村里的人特欺负劳改农场里的人，劳改农场刚种上花生，我们到那地里去拔下来就吃了。后来劳改农场找我们大队谈话，说：“我们下农药你们就不敢吃了，再不下农药我们什么都收不上了。”那时候我们对劳改农场特别歧视。我们村里不种大米，劳改农场种稻子，只有湿地可以种稻子，种稻子特别艰苦，快到冬天时插稻秧就特别冷，老百姓都受不了那个苦。劳改农场里都是劳改犯，所以他们就种稻子，等他们种出大米来，我们都拿玉米面换大米。劳改农场吃他们种的粮食吃不饱，他们也乐意拿自己种的大米换我们的玉米面，这样能多换点儿，他们就能吃饱。
在劳改农场看电影有解放军部队拿着枪站着岗，他们拿着绳有一个标志。劳改犯不能超出那个范围，他们是由部队监管的，那时一有部队天天都放电影。像《渡江侦查纪》、《红旗普》这几个样板戏，都是黑白的，有几个样板戏有彩色的。有时候还看内部片，内部片就是“文化大革命”以前不让看的东西，但是也属于公开公演的片子，像《出水芙蓉》等。那时候我们看电影，别人都吃完饭走了，我们收工晚，一个人在那就把帽子一盖，头发收到里头，手里还拿着镰刀，怕万一遇到坏人。
其实我这个人胆子一点儿也不小，有时候我大胆到可笑的程度了。插队时别人经常跟我说：“你可别开过火的玩笑。”我们插队的时候上地里干活，没有钟表就看火车，每天中午十一点四十分有一趟从郭阳到原平的县级小火车按点从这儿经过，那时候原平县还没有通大火车呢。我们每天差不多那个点就坐在铁轨上等小火车通过，火车一过我们就收工吃饭。有一天，我们几个人坐在那儿等，火车快过来的时候，他们都起来了，就是我一个人还坐在那儿，老乡就说：“快起来！快起来！”他们拉我也不起来。那时候火车也是不能停的。我说我就坐在那儿等这个火车，到最后的关头我才起来，他们说你可真胆大。后来他们真急了，但我还坐在那儿不动窝，还冲他们乐。他们说你胆子特别大，我就觉得那火车从那边过来一点都不害怕，可是别人都觉得挺可怕。
劳改农场离我们村是八里地，我得走八里地去看电影。那时候农村叫里也不叫公里，我猜一里等于半公里吧。那时候天也黑，路上都是庄稼地，很宽的土道，就我一个人，那时候也遇不上什么坏人。我们队的知青会跟劳改队的解放军打球赛，打完球赛解放军吃得好，就给他们吃顿饺子，吃一顿好的。没有什么业余活动，基本上我们不从家里带书，带的话也只带几本，”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该抄的都抄了。那时候村里头也没有图书馆，但是我们村里有好多人都有书。
那个时候在大同煤校的时候是学生了，我们那时候主要是打篮球，每年都要参加运动会。我投铅球，投手榴弹，没得过什么奖，就是凑数的。我们那时候参加大同市的运动会，我肯定拿不上名次，是照顾我才让我去的。因为参加运动会的时候都有照顾的餐券，从开始练习一直到运动会开幕期间有两个月呢，每天都有餐券，在这两个月中我可以吃好的。这段时间我也去上课，就是下课练习，组织训练，每天发餐券补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