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我所在的工厂里有三个部门，一个是我们机械加工部门；另一个是自行车链条制造部门，这个部门全是女工；外面还有一个部门是轧铜的，就做铜皮。这三个部门的人不能擅自互相来往、互相接触。各车间之间虽然有门互通，但是大家从不敢擅自沟通和进行任何自由活动。
对于这些青春年少的年轻人来说，实在有些不人道，压制了他们本该有的如花般的情窦。大家整天扑在工作上，早出晚归地工作，一心一意，思想上也就没什么过多的想法了。这也正是资本家所希望的。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资本家想尽一切方法，安排我们学习，其实最终目的是为了他们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当时我没有想太多，只想着努力工作，勤奋学习，把每个机器，包括小零件的英文单词都用心一遍遍去背，一遍遍去学习发音、拼写。“功夫不负有心人”，拼命地工作、学习，才使我以后有了事业上的顺利发展。
火
有件事至今想起，都会让我胆战心惊。这是我去该厂半年以后发生的一件大事情。这个工厂原先的老地方是在上海庆安（现在的徐家汇）一个住宅圈里，是一个棚户房。1947年2月27日深夜，正是大家熟睡的时间，厂区一片漆黑，安静得连风划过的声音都那么清晰。突然间，天空一片火红，随着就是滚滚浓烟腾起，只听有人喊“着火啦”，顿时，安静的夜空一下沸腾起来，大家都来不及穿外套，甚至赤着脚就朝楼下奔去，安静整齐的寝室刹那间混乱不堪，被踢翻的脸盆声、叫喊声、各种器皿的撞击声，如凝结的空气突然爆炸，响彻夜空。那一刻，我脑子里是空白的，胡乱地披了件衣服，就随着惊乱的人流朝楼下跑去，不知道那时的我为何如此镇静，没有惊叫一声，只是思想出现了短暂的停顿。
逃出去的工友站在不远处，望着曾经工作生活的地方，慢慢消失于烈火中，心中的伤感油然而生。大家都互相问候彼此，以确保所有人都是安全的。“师兄呢？师兄呢？”我一下子惊醒过来，随着大家喊起来，问旁边的人有没看见，得到的答案让人撕心裂肺，两个师兄（姚奎生和葛振华）在阁楼上，因为动作慢，没有逃出来，被大火活活烧死了。此事算是告一段落，后来也不了了之，人们也逐渐淡忘了。
对于为什么着火，至今还是一个谜。不过后来听人说过，是资本家自己放火烧掉的，这让我大为惊讶。资本家投了保险，为了拿到保险金，竟然做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不过这一切都只是道听途说而已。
迁址后的工厂
自此之后，工厂就搬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就是现在上海自行车厂的链条厂所在地，位于上海的大西路（现延安西路）。搬到那儿以后，全新的厂房，要比原来的老厂房大得多。厂房旁边就是养牛场，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件无比高兴的事，因为厂方说到那以后我们每天早上就能喝到牛奶了，实际上没有这个事。他们说的牛奶，就是很稀的奶水，可能是牛奶提炼奶油后剩下的又加了水的奶。但当时我们想，喝奶水比喝白开水还是有些营养的，这也许是自我安慰吧！
厂里对我们还好，逢年过节，就拉我们到外面吃饭去。第一次尝到了洋人吃的东西，称为西餐。他们还给我们发过一些衣服，一般是工作服，如外面穿的罩衣、短裤等。
慢慢的，我开始操作万能工具磨，后来又操作牛头刨，再后来就开车床，叫车工。所以我在这五年里学的技术真让我受用终生，最后到人民大学时我已经是六级车工了。
工厂搬迁之后，厂区和宿舍就分开了。宿舍就在延安西路的上海西站铁路的虹桥附近，现在那边有三座独栋的别墅，我们当时的宿舍就在那儿。一层有好几间房间，一间房间里住五六个人。宿舍条件不错，周围环境也很好，有花园。楼间距很宽，每天我们都能晒到太阳，也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
宿舍搬到那儿以后，与厂区也有一段距离了。所以我们每天上班就得乘坐厂里的卡车，早上把我们拉过去，晚上再把我们送回来，每天都单调地重复着。虽然住的条件还算不错，但我们还是未得到自由，里面每天都有人看管，我们也不能出来。
从那时候开始，学习就在厂区那边了，学完了以后我们才回去。不过每天不会学到很晚，九点之前就结束了。业余活动也逐渐减少了，到后来就基本上没有了，也没有人去组织。像什么打篮球、打乒乓球也没有条件。
除了少了份自由，其他还算让人满意。每天吃的也不错，有荤有素。当时的工作也不用担心什么，穿的也可以，还可以学到技术。那时候我除了自己花销，还可以给家里一点钱补贴家用，家里对我也 放心。
尽管那段时间辛苦了一点，精神上的压力大了一点，但相对于我学到的东西，真的是沧海一粟，算不上什么。后来我们几个师兄弟在一起时总会经常回忆起那段时光，大家共同的记忆就是剥削比较厉害，我们干着熟练技工的活，只拿学徒的工资，每个人精神上的压力也比较大，但是我们还是学到了不少东西，这是大家一致认可的。
前边说过，每逢周末休假，必须有家人来接，记得第一次休假不是母亲来接的我，是我小姨的公公。我们搬到新厂以后，小姨已经结婚了，她的家离我们厂只有两三站路。所以她的公公，每月到休假的时间就来接我，签完名，我就算自由了，急忙坐着公共汽车回家了。
那个时候回家只有一天，所以那一天特别兴奋。我通常会找朋友一起玩玩，母亲也会做我喜欢吃的，虽然还比不上厂里的伙食，但那种家的味道是非常难得的。一天时间转瞬即逝，总感觉是不够的，不知不觉间就到了该回去的时候了。我依依不舍地与家人一一道别，就前往工厂了。
在工厂吃饭的时候，工程师也跟我们一起吃，唯一不同的是他们旁边有服务生给添饭，给他们上菜。
那时人人都盼望着解放，解放了我们也就自由了。后来放假也不用家人来接了，住宿舍也不会有人监视了，可以自由来去，其他的活动也多了一些。到了晚上，我们还经常去游泳、溜冰。也有年轻人开始谈恋爱、约会了。
有时会有人专门组织一些活动，比如吹口琴。当时我也兴致勃勃地参加了，因为有人教，工会对这件事也很支持。闲下来总是不好的，年轻人去学的也不少，有的吹得好，我就吹得一般，只是为了给生活增添一种乐趣罢了。
在工厂的那五年，对我的影响还是比较深的。工厂算中等规模，解放前上海地下党对我们就很重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工厂里开始有了地下党，我有一个师兄就组织了一个足球队，在当时也算是地下党的一种联络的方式，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解放之前，社会动乱，工厂因此也停办了一段时间。就在这期间，我参加过一次活动，我的师兄在家里组织的一次会议，一共七八个人，这次会议主要是商讨如何保护这个工厂。后来我们这个组织还参加了上海的工人协会，也就是一个地下党的外围组织。
因为这事，还引出了另一件小事，在这儿顺便谈一谈。
解放以后，我写自传时，如果提到这个事，我就是离休干部了。但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大家都不在自己的自传里提起好的东西，反而有什么问题都提上去，分析批评，以示进步，所以我就没提自己参加过护厂、工人协会等活动。后来同事说，要评离休干部，就要找根据。他有文字资料，而我没有，如果档案资料里面写到这个事，就可以享受离休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