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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及人生--李宗惠回忆录 第59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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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材的情况来看,解放后北京地区大学日语第一本教科书是1959年,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学一年级日语课本》。鉴于当时形势,出书不得用个人署名,均标单位组织名。当时,该书编者写的是《北京大学》。其实主编是魏敷训先生,参加编写的有徐昌华、李宗惠。1963年该书重印时,又作了些修订,更名为《日语》,署名由魏敷训主编。60年代期间,陈信德先生的《科技日语自修读本》、《译注科技日语自修文选》、《新编科技日语自修读本》与刘振宇先生的《译注医学日语自修文选》相继问世。之后,70年代根据中央各部委要求编写教材通知的精神,北京化工研究院的《化工科技日语》,北京对外贸易学院编的《科技日语》,北京航空学院编的《航空专业日语文选》陆续出版。其中以北京对外贸易学院汪大捷编的《科技日语》发行量最大,1973年第一次印刷量为73000册,一抢而空。时隔一个多月又追加印数50万册。这可谓创大学日语教材发行量之最。第一次印刷时未标明汪大捷作者之名,第二次印刷才注明汪大捷编。进入80年代,黄启助先生编的《日语》(上下册中医学用书)也出版发行。80年代末,大学日语的教学大纲制定出台,全国大学日语统编教材的编写业已着手,但遗憾的是与其他地区相比。北京地区对此未能组织起来发挥出足够的力量。

众所周知,大学日语教学过去较长时期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提外语教学,通常只限于专业外语。一提公共外语教学,又更多的想的是俄语与英语。大学日语开始获得新生是与邓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路线分不开的。党的第11届3中全会的前夕,1978年8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外语教育座谈会。会上第一次明确指出,过去外语教育存在着比较突出的问题,一个是根据当时的形势需要,大力发展了俄语教育,忽视了英语和其他语种,导致外语教育的片面发展。另一个是注意了专业外语教育,对高校公共外语教育和中小学外语教育注意不够。其后10月《人民教育》发表了题为“大力把外语教育搞上去”的评论。评论中要求“要充分重视,大力办好大学公共外语”、“培养既懂专业,又掌握外语的科技人材。特别是理工科的大学毕业生,如果没有较高的外语水平,就不能说是教学质量高。”评论中同时指出“过去我们对科技人员学习外语的问题重视不够,研究工作十分薄弱,至今仍没有一套比较完整的经验”。座谈会最后形成了一个《加强外语教育几点意见》文件,经国务院批准要求各地研究执行。在这之后,大学外语的地位得到了相应的改善,特别是大学英语的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大学日语比之大学德语与大学法语的发展也是令人可喜的。

80年代之前,大学日语教学是八仙过海,备显其能。教材多半是各校自行编写,而且交流甚少。进入80年代,大学日语教材,理工院校使用湖南大学周炎辉先生编的《日语》和天津大学编的《日语》较多。后来使用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吉田弥寿夫编的《新日语》(现代日语)和东京外国语大学附属日本语学校编著的《日本语》(新编日语)的也不少。步入90年代改为使用《中日交流标准日本语》与全国统编的《大学日语》一书的增多。目前情况,北京地区大学日语教学作为第一外语的使用《大学日语》的为多,作为第二外语的使用《中日交流标准日本语》的为多。而研究生(硕士、博士)使用的教材各院校有所不同。

大学日语教学随着形势的发展,师资力量不断提高、壮大,教材建设逐步走向完善。我们北京地区大学日语的教学质量,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有了很大的提高。过去大学日语只要求阅读,最早有的只是将基础语法简单地过一遍。现在是在提高阅读能力的基础上,加强了听、说、写的要求。从这几年大学日语模拟四级统考测试及1994年北京市大学日语讲演比赛,可以看出大学日语的教学水平显然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大学日语教学为祖国的建设培养了许多优秀的人材,虽说在日语上只是给他们打了一个基础,就是由于有了这个基础,经过他们不断地学习提高,有的不但自己可以直接阅读与自己专业有关的日文资料,有的还出版了翻译著作,也有的人可以与日本人用日语直接进行交往。这种事例可以说举不胜举。尽管大学日语教学做出了不少成绩,但由于诸多原因,依然有人对大学日语教学工作存有偏见。总觉得专业日语教师高于大学日语教师。其实两者只是分工不同,正如专业日语教师分为低年级教师与高年级教师,精读课教师与视听课教师。其间并非是表明教师地位之高低,水平之上下。在《日语学习与研究》等杂志上,大学日语教师同样发表了不少文章,如不言明,分不清谁是专业日语教师谁是大学日语教师。

另外,大学日语其学员人数不仅比专业日语学员人数多出不知多少倍,而且大学日语学员涉及的领域也比专业日语学生的领域宽得多。它涉及到理工、农医、政法、财经、文史、音美、艺术等各个领域。应该说我们大学日语的教学为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肩负着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并且在更广的范围内为加强中日交流、促进中日友好从事着重要的工作。大学日语教学工作是十分光荣的,作为一名大学日语教师也应该以此引为自豪。

最后,为了集思广益,加强交流,活跃学术气氛,促进教学与科研的发展,充分发挥各大学的优势。我建议,北京地区大学日语教学研究会的工作应进一步扩宽思路,进行改革,研究会除在理事长院校组织必要的学术活动外,在大学日语研究会的指导下,可采敢定期与不定期相结合的方式,请其他院校单独或联合轮流主持开展各种内容,多种形式的学术活动。可以是报告会,也可以是教学观摩会;可以是研讨会,也可以是心得交流会等等。总之,其目的是让我们北京地区大学日语的教学与科研搞得更有生气,更加光彩,更上一层楼。

《邮票看日本》

有日本邮政之父称号的日本邮政制度的创始人前岛密(1835-1919年)出生于日本新泻县上越市(古称越后)。明治维新时,他三十岁刚出头,但胸怀大志,36岁那年(1870年)他向政府建议,日本邮政必须走向现代化,学习西方的邮政制度。这一建议立即得到明治政府的采纳,同年受政府委派前往英国考察。第二年(1871年)回国后,被任命为驿递负责人(即邮政负责人)。首先,在日本长崎、神户、横滨、新泻与函馆五个港口城市设置了邮局。同年(1871年),日本发行了第一枚邮票——大龙邮票。面额为40文的普通邮票。当时还是手雕铜版印刷,所以称之为“手雕切手”。直到1876年才开始使用凸版印刷。大龙邮票发行数量也很少,估计不足50枚。

方寸大小的邮票反映了社会时代的种种变迁。众所周知,日本明治维新之后,颁布了《大日本帝国宪法》即明治宪法,以法律形式巩固了近代天皇制,一切大权归于天皇,实行天皇专制主义。在天皇制中又有一个处于特殊地位,即天皇制的核心部分——军部。它打着“效忠天皇”,利用日本国民“富国强兵”、“脱亚入欧”等的心态,步西方帝国主义之后尘,将日本拖入了对外扩张侵咯的道路,直至“玩火自焚”1945年战败。战前的日本邮票清清楚楚地反映了这段历史。这一时代的邮票基本是两种色彩,一是天皇制,一是军国主义。

自1871年第一枚大龙邮票开始就已经刻画了天皇制的象征,寓意为真龙天子、神子神孙。1872年发行的樱花图案邮票又加入了代表皇室的纹章——菊花纹。之后,不断发行有关皇室活动及其关联的邮票。明治天皇结婚25周年时,发行了“明治银婚”的纪念邮票(1894年)。这是日本纪念邮票之始。它属于世界上第13套纪念邮票。同时,日本从此有了银婚式这一活动。明治天皇之子嘉仁皇太子结婚(1190)和后来1925年银婚纪念日时均发行了纪念邮票。大正天皇嘉仁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专制君主,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推动者。企图灭亡我国的臭名昭著的侵华21条就是大正天皇召开御前会议向中国提出的最后通牒。战前,大正天皇嘉仁(1915年)与昭和天皇裕仁(1928年)登基时还发行了“大正大礼”和“昭和大礼”的邮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