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童的天性
作为小孩子，无论是生活在哪个年代，也无论是什么样的艰难困苦，即使是战争的氤氲也无法阻挡我们的成长。纵然艰辛，我们依旧寻找阳光，在小小的世界里，一点点快乐也能让我们心满意足。
从我记事起，家里的大人们就开始教我识字、背九九歌：一一如一，一二如二，二二如四……每次去杂货铺买酱油买醋，店铺里的伙计和老板也都要先“为难为难”我，必须要我把九九歌背完了才肯卖东西给我。家里的老人也经常让我猜这个人多大岁数，那个人多大岁数。我胡说一气，他们就哈哈大笑。真不知道是他们逗我笑呢，还是我在搏他们一乐。
父亲还经常教我背《百家姓》，再加上村里人有病都要到我家来看病买药，所以我认识的人一多，自然姓什么叫什么也就知道得更多了点儿。当时邮递员把整个村子的信放在杂货铺的李四家，不会挨家逐户地送。由于我熟悉村子里大部分的人，所以就能将邮递员放在李四杂货铺的信给每家每户送去。时间一长，我对村里的情况就更为清楚了。我打小就心眼软，直到现在看到电视里受苦受难的人，还不时会流出眼泪来，自己宁可多吃点苦也要帮助别人。解放前夕，从东北来天津许多逃难的难民，我有时就从家里偷点饼子，到难民营去送给老人和孩子。有乞丐到村子里要饭，我就会领着他们挨家挨户地走。因为我知道谁家有狗，谁家的狗咬人，谁家有钱，谁家没钱，谁家有钱也不会给，谁家没钱也会给一点儿。能够帮助这些穷苦人，对我来说也是一种快乐。
慢慢地，我就到了要正式入学的年龄。父亲送我去陈塘庄上小学，可是老师嫌我个子矮，不打算收我。后来父亲又专门托人请杨老师好说歹说的，我这才勉强入了学。陈塘庄小学的规模是比较大的，一个班有40多位同学，在学校学习算术、语文、音乐，最早在日本统治时期还有日语课程。先生都是从一年级一直教到五年级。校舍其实就是在一个废弃的庙宇，环境非常好，教室前面有运动场、篮球场。体育课就是做操，因为国民党时期有儿童团，所以体育课上还教吹号，和咱们现在的少先队类似。我没有入团，就只学习吹号。音乐课老师带领学生学习基督教会里边的很多歌曲和国民党的国歌。
上学对于孩子们来说总是无比神圣的，所以面对老师都是发自内心的敬重。我记得那时放学后总是特意等在家门口胡同那儿，等老师路过时给老师鞠躬。印象最清楚的是我们的曹校长，他每天四点多钟都要路过我家门口，于是我每天的那个时间就守候在那里，俨然成了一项很重要的使命。
那个时候，学生们最害怕的莫过于老师打板子了。上小学的时候，老师打人是很凶的，但也从没听说过有谁的家长去找老师评理的事。唯独有一次，一个叫李富堂的同学中午踢球打碎了教室的玻璃，正好吵醒了睡午觉的邢老师，邢老师气极了从教研室冲出来把李富堂揪进女厕所，用扫帚从茅坑里沾了屎就朝李富堂的嘴里放，实在是过分了。后来，李富堂同学的家长就来找老师理论。
我们的算术老师不打板子，但是喜欢用拳头敲打学生的头。把学生分成一组一组地到黑板演算，如果谁演算错了或者不会，他就会口气很重地说：“谁让你不会，谁让你不会？”上去就敲打你头两下，这两下可疼得厉害啊！同学们都怕杨老师敲头。
还有教室后面的那把大红椅子，是特意为学习不好的同学准备的。谁考试如果得了零分，就让谁去坐那把椅子。
小学时我成绩很好，后来还当了班长。班长的职责之一就是早读时替老师监督同学背书，等上课的时候向老师报告，没背下来的同学是要被打手板的。我看一个姓冯的同学经常背不下来挨打也怪可怜的，于是就帮他圆了个谎，但老师并不相信，就让他站起来背一背试试，这一下露了馅。作为惩罚我也尝了三板子，当下手就肿了。自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在老师面前说谎了。
放学的时候，我们一大群孩子喜欢在一起打打闹闹的。尤其是后来，街边安上了路灯以后，晚上大家在路灯底下可以玩游戏、跳房子、捉迷藏，反正就是瞎闹一气。比赛输了还得弹脑袋瓜子，很好玩的。
那时候在天津驻守的还是国民党的军队，这些宪兵基本上都是大学生，英语说得非常棒。我们放学经常路过他们的驻地，总能听见他们在里头念英语。要是他们得着空了，还会教我们说上一两句。
而且那时的我已经会在自家的药店帮不少忙了。我知道最基本的药材是怎么分类的，应该如何摆放，主治一类病的药放在一起，好比说川芎要跟当归搁在一起。神曲、麦芽、山楂要搁在一起。胖大海要跟麦冬搁在一起；其次，我还懂得轧药、捣粉末的很多细节；再者，就是如何做膏药了。那个时候我还看些医书，当时就知道些“天为阳地为阴，左为阳右为阴，男为阳女为阴”，深的看不懂，只能看一些简单的，像《国医指南》之类的医书。
我偶尔也干些捣蛋的事情，当有人来买药时，父母又正好不在店里，我就把多出来的药钱偷偷留了下来，买我想吃的糯米粘糕或冰棍。
不过说起来，我平常在学校里表现一直都很好，在家里也很少挨打受罚。倒是我哥，他挨打比我挨得多多了。一是我在家里很受宠，再就是我比较会耍小聪明，犯了错误都想方设法地瞒着父母。记得有一次到别人家里玩，地上有个尖的东西，我没看见一脚踩了上去，当时就把脚给戳穿了，流了很多血。因为害怕跟家里人讲了以后就又要挨打，所以一直忍着，在外面偷偷上了点儿药，直到晚上睡觉都不敢脱袜子。我托辞说要再看会儿书，让父母先睡，其实是等他们进被窝以后，我再慢慢地把鞋袜脱了悄悄上床睡觉，第二天早晨还得趁他们没起床就先自己起来穿戴好，非常的遭罪。
我的学校
1948年天津解放，正好就是在我上中学的第二年。我读的是一所叫大成中学的私立学校，是育德学院的附属中学。当时的学习环境和学校条件并不好，特别是私立中学的条件都比较差，可是师资力量特别好，老师都是大学毕业的，无论是理科老师还是文科老师都教得非常好。还有教英语的老师基本上都是从外国留学回来的。
育德学院的校长叫姜般若，她同时也兼任我们大成中学的校长。可是后来说育德学院是一个特务学校，我们大成中学被牵连取消了。校址从河西区搬到河东区，又赶上“肃反运动”，我们的老师被抓以后又再次搬迁，挪到了大直沽，也变更了校长和老师。
我家住在河西区，距离学校非常远，而且中间还隔着一条海河。到河东区的大直沽其实是可以坐摆渡的，但我舍不得花钱，就绕道走解放桥。从陈塘庄到解放桥大概8公里的路程，然后再从解放桥到河东区大直沽走3公里，每天来回总共要20多公里。我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每天清晨5点就得起床，披星戴月地赶路，父母亲也很不放心。母亲每天晚上都要走出三里多路去接我，她一个小脚女人边走边喊“宗惠，宗惠……”，想来很是心疼。虽然那时候我来回跑路比较辛苦，但磨练了我的意志，同时还锻炼了我的铁脚板，直到今天我都走路如风，步履轻盈。而且也在当时养成了我的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不分春夏秋冬一年365天从来不睡懒觉。
文理偏科，英文不好
我从中学到高中的成绩一直都很一般，可能是自己努力不够的缘故。从中学开始，我就喜欢文科不喜欢理科。因为我文科成绩还不错，班上的同学都愿意请我来辅导。我很崇拜语文老师，对西方文学、古诗词一类的都很喜欢。而数理化我通常总是不及格，考试时临时抱佛脚，让崔家麟同学给我补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