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一天平均走80里路，所有的人几乎脚上都打出了泡。每到一处人们就扎破泡，然后用女同学的头发串进去打个结，这样就可以继续行走。路上还要给群众演出，数快板、唱革命歌曲，甚至演活报剧《打到美帝，打倒苏修》，把我们随身所带的毛主席纪念章等物散发给当地群众。其革命激情四溢，老师不教课，学生不上课，口中高喊“抓革命，促生产”，可谓是能量无处散发的年代。
惶恐不安的日子
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今天去上班，晚上能不能回家，会不会出什么事都不知道，天天过着惶惶不可终日的生活。几次政治运动都是很惨的，极其无情。我不懂法律，不懂马列，我就懂得最朴实的道理。怎样算是一个好的家长、好的校长、好的领导？一个家长，天天跟老婆孩子斗，让母女去斗，母子去斗，父子去斗，兄弟去斗，姐妹去斗，斗来斗去，把家庭搞得很乱，能算是一个好的家长吗？一个校长，整天去斗，让学生跟老师斗，老师跟老师斗，职工跟干部斗，干部跟干部斗，职工跟老师斗，你斗我，我斗你，这能算是个好校长吗？一个家庭、一个单位、一个社会，都是一样的。
在我印象当中，“文革”进一步发展，不仅是揪斗当权派了，还有“地、富、反、坏、右”都要搞出来。我们教研室揪出来一个叫叶迂春的，据说他过去是海关总署的一个负责人，英语相当好。老头子其实很老实，工作非常认真，英语很漂亮，但是被揪出来，说他是反革命。这个人不相信党报讲的话，党报上说大丰收，他说：“要从反面理解，一定是减产了。重视什么那肯定是有问题，说重视教育那肯定是对教育重视不够。”结果，他被打成了“反革命”。
毛主席发表了“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这条语录一出来叶迂春就自杀了，他说：“说的是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实际上就是扩大打击面，缩小教育面，危险。”当时，被揪出来的人都集中在留学生宿舍楼里，叶迂春是借上厕所去大便把小门关上后，在里面上吊自杀的。最初发现他的人是同时被关在里面的教务处的宫士湘。在他自杀之后第二天，军宣队来人到我家里。那是星期六的下午，我正在家里做饭，军宣队的人说：“宗惠，你出来一下。”把我叫出去以后说：“你跟你的爱人说一下今天晚上不回来了，要跟我们去办事，不要跟家里人说什么事情，你不要跟家里人讲，也不要吃饭了，现在就走。”
我就跟他们走，其实是叫我去处理叶迂春的尸体。就我一个人，夜里十一点用学校的大卡车把他的尸体往火葬厂送，然后守着他的尸体。当时是要拉到东郊的平房，我不知道平房在什么地方，司机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后来问了棉织厂深夜下班的女工火葬场在哪儿？开始吓了她们一跳。最后，终于知道在什么地方了。离目的地很远就有狗开始汪汪叫了，当时用狗来看尸体，怕有人把这尸体弄走或什么的。满处都是死人，目不忍睹。有很多死得相当惨！当时让我代表处理尸体，问他家里人要不要骨灰，为了划清界限，他的家人都不敢要骨灰，谁敢要骨灰啊！那时候不这样不行的。
文革期间，红卫兵在“造反有理”的大旗下，抄家、破坏、揪斗，不知冤枉了多少人，死的人不计其数，我所认识的就不少。北大党委副书记崔雄昆就是含冤自杀而死，我的老师陈信德也是被活活整死。那时是胡乱整人，人大中文系饶钦农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揪了出来。他是湖北人，与人大原党委书记胡钖奎是湖北老乡，两个人个子差不多，又都是同时关在一栋楼内。一天人大要举行批判胡钖奎大会，会场在现在人大灰楼旁边的文化广场。红卫兵不知道谁是谁，竟揪错人，把饶钦农当做胡钖奎批了半天，饶大喊：“我不是胡钖奎。”这样又重新去揪胡钖奎。
“文革后期”，我们都下放到江西余江干校。饶老师与我住同屋，谈起这件事，都感到哭笑不得。当时，谁自杀了，就说：“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真是弄得人的人性都扭曲了。
“文化大革命”后期，开展批林批孔，传说矛头是直向周恩来。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9号、10号报纸将悼念报导不分政党、国家混同刊登，通栏标题一律用“沉痛悼念周恩来同志”。为此，我曾向第二外国语学院亚非系王副系主任提过这样报导不合适，应分开报导。有的用“沉痛悼念周恩来同志”，有的用“沉痛悼念周恩来总理”，不应混用。王副系主任说《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报纸，有什么问题，没问题。随后，我两次以电话向《人民日报》编辑部提出意见。最后，从11号报纸版面根据我的意见作了改正。我拿着报纸又去找王副系主任，他又改口说：“群众是英雄么！”这位副系主任，党的副书记就这样翻手为云，复手为雨。
之后在北京第二外国语也出现一系列政治事件，周恩来去世后，很多人到天安门广场为悼念周恩来贴哀文，特别是那年4月4日清明节前后，更是达到了高潮。每天去广场的人人山人海，我当时也带着学生去了。后来中央认为这与邓小平有关，于4月7日再次免了邓小平的“党副主席”、“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之职，掀起批邓之潮，称为“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第二外国语学院校部的工宣队王同志找我谈话，说我是二外院第一个带头去天安门广场闹事的，要对我进行审查。我说：“你说我是第一个闹事的，我可有后台。”他说：“你有后台，后台是谁？”我说：“我的后台就是你！”他愣了一下，然后问：“我怎么是你的后台？”我说：“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离天安门那么远，我不能走着去，是你派车送我们去的，你怎么不是后台呢？你不派车，我怎么能带学生去呢？我打报告是你签字同意派车的。”他一听这吓坏了，只好说：“算了，算了，你先回去吧！”可谓是一位“可爱的”领导，于人方便于己也方便。
1976年2月发生陨石落地，吉林地区降落了一次世界历史上罕见的陨石雨。陨石雨是由一颗陨星堕入大气层受摩擦发热而爆炸散落下来大量碎石块。这次陨石雨散落的范围约有500多平方公里，其中最大的一块重量为1770公斤。
1976年7月6日，90岁的朱德走完了坎坷而辉煌的人生旅程，完成了他“革命到底”的伟大夙愿！
1976年7月28日，北京时间3时42分53.8秒，夜幕笼罩下的唐山市，万籁俱寂。陡然，一道蓝光刺破夜空，天穹旋转，大地抖动。街道、楼房，在强烈的摇撼之中错位、变形、倒塌……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唐山大地震。厄运接连而降，谣言四起，其中就传说中央内部斗争的多种消息。于是，从批邓以后，全国上下开始追查攻击中央首长的谣言。
关于“谣言”
1976年6月19日，家中收到来自大连市西岗区三元街14号的一封信，我爱人拆开一看是一封让我交待传播“谣言”的信。当我下班刚回到家里，我爱人气势汹汹地把信朝我一甩，“你看，你闯了大祸了”。来信人姓王，原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的进修生，父亲是大连军区的负责人。内容尚属出于好意告诉我，他把在我处听到的关于毛主席批评江青的事说给了女友，女友也对外讲了，结果女友遭到追查，所谓谣言之来源，女友说出他。现已追查到他，他只好如实交待是从我处听到的。他说，如果不交待是从我处听的，将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希望我原谅他，也希望我和他一样，追查“谣言”的来源。告诉我作好思想准备，准备接受审查。要求我看完信以后，将信务必烧掉。可是，我并没有烧掉，另外我立即给他回了信，告诉他，休想让我承认，望他说出“谣言”的真正来源。一旦我遭不测，我将死不瞑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