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能出版的教材
人民大学是除了北京大学以外最早开设日语公共课的，人大的校长吴玉章是留学日本的，副校长成仿吾也是留学日本的，他们对外语教学都很重视。
我1962年到人大来的时候，人大就有3个日本专家，条件比较好。所以我们人大自己编写教材，这套教材也是比较好的，当时受到了高等教育出版社尹学义先生的看重。日本人很严谨，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比较保守。其实在我们看来这套教材已经达到了出版的水平，可是他们总觉得不够好，所以不愿意拿出来出版。
后来这套教材经过文化大革命，这么多年我也没保留，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当时虽说没能出版，但是外界也有人使用这个教材，这是人大的贡献。关于日语里面有四类动词，其中有五段动词和一段动词，这两个动词怎么一看就能辨别出来，特别是五段动词的音变，怎么辨别它是“促音便”，还是“イ音便”，还是“拨音便”，我们进行了创造性的简明讲解。一反过去，通过词尾属于那“行”来判断，而是直接从词尾进行判断，词尾是“う、つ、る”的是“促音便”，“ぬ、む、ふ”的是“拨音便”，“く、ぐ”的是“イ音便”。现在已为中国日语教学所采用，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是来于人大。由于人大教材没能正式出版，令人感到遗憾。
未能如愿的努力
1984年，我去日本做了外交官，还是一直心系人大的发展，想给人大作点贡献。
SONY公司是日本很大的电器商，他们要从北京、上海、东北地区选汉语教师给他们讲授中文，为的是培养会中文的职工好打进中国市场。所以他们派了一个人到使馆见我，叫我帮助推荐一下。我就想推荐人大的老师去给他们讲汉语。一是想打开人大走向日本的对外汉语教学路子。另外我想如果和SONY公司有了比较好的关系以后，请他们为人大建立一个电教馆，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在日本，有很多的大学都是SONY公司帮助建立的电教馆。可是当时人大的领导非常保守，说这是劳务出口。这个愿望没能实现，确实相当遗憾。
未能办成在日本的分校
我还想帮助人民大学在日本建立一个分校，记得也是1984年，在当时都属于要特批的情况。选址在长崎，这件事情是我跟当时的教委（教育部）外事局局长李涛讲的，后来李涛做了对外交流协会的会长。他同意人大在日本办分校，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中国大学要想到国外去办分校那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日本方面是由奈良日日新闻社给牵头，奈良日日新闻社的负责人是服部明行和东海林洋子。东海林洋子是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专业的毕业生，后来回到日本，在奈良日日新闻社工作。我们的关系很好，她很想为人大做一些事情，我从教委和使馆方面使劲，他们从日本方面使劲，积极想促成这件事情。地址已经选好了，他们找到日本长崎县知事，也得到了同意。就等人民大学具体的商谈了，当时学校的领导谢韬副校长带领中国人民大学教育代表团，亲自去那儿看过，可是谢韬访问日本回来以后就卸任了，后来的校领导却对此漠不关心。代表团成员有潘祥治、谢自立与我。我还特意找中国驻长崎总领事王振宇先生，我请他为这件事多做些努力。他说：“我努力啊！是你人民大学不复信啊！”
那个时候如果在日本办了分校，先开设汉语专业、中国艺术、中国武术、中国医学、中国书法等，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推向日本。如果发展到今天，中国人民大学的影响肯定比现在要大得多，而且中国的大学现在也没有在国外有分校的。真是遗憾当中的遗憾。
失掉不应该失掉的机会
2003年我退休之后，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过一次纪念诸桥辙次○1先生120周年的诞辰。那时三菱商事顾问就是诸桥辙次的儿子诸桥晋六先生。我为了纪念他的父亲把他请到了人民大学，而诸桥晋六先生在三菱公司是非常有威望的，他是获得过天皇授勋的人。当时三菱商事表示，以后要从人民大学的日语系毕业生里选人，进入三菱公司工作。我认为这样的事情应当加紧联系落实。2007年，广东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增城学院请我去兼课时，我给诸桥晋六写信，说我在学校工作，学生们学习日语的积极性很高，但是最大的遗憾就是缺少书籍。他听我这句话马上派人从东京专程带着图书送到增城学院。对于人大最终将三菱商事这个承诺不了了之，我也觉得很遗憾。退休之后，我也一直心系人大。哪怕日语专业，外语学院，人民大学有一点一滴的发展，我都由衷地感到高兴。看到有些不足，我心里就不是滋味。做为人大人，应该对得起人大。
提薪故事
1962年，我来人民大学工作不久便遇到了调薪。但是外语教研室领导考虑到我来人大时间不长，没做什么贡献，建议不给我提薪，将教研室另一位工作表现突出的张锦芯同志提升两级。当时在孙小真老师家开会，让我表态，尽管我属于调薪范围内的，而且生活困难，但是我完全同意支部决定。最后，校人事处却驳回了这一“决定”，认为违背提薪规定。公告：“此次调薪，1958年毕业生属于必调之列”，因为我是五八年毕业生，这样，我也随之提了一级。
1976年，我在第二外国语学院时，好不容易遇到了一次调薪。当时我是日语专业的负责人，又属于必调之列。但我考虑到一位姓富的女老师，已50有余即将退休了，工资还不高，为了让她过上一个好的晚年，我决定将给我提薪的名额让出去。那时有个规定，让是可以的，但是被让者是否能通过，要听广大群众意见。结果征求群众意见时，日语专业老师一半同意，一半不同意。阿拉伯语专业与朝鲜专业老师都不同意。被让者没有得到，属于我的指标也由校方收回了。
复校以后，在人大有一次调薪，教研室又只有我和那位富老师有资格申请，我是教研室副主任又兼日语教研组组长，从条件来说我更有优越性，但二人只有一个名额。为此我放弃了申请，富老师顺利通过了，我就没有提上。
升职讲师
人大复校以后，冻结多年的职务评定开始了，要求填报。我从1959年晋升为助教后，30年都在助教的岗位。这次填报，我按部就班填报了“讲师”。当时，有人就劝我填报副教授，30年的教龄理应是副教授，为什么还填报讲师。我跟他们说，我的老师都是日语界赫赫有名的人，但他们只是个讲师。他们说：“你这人真怪，那是什么年代？今天不一样了。”我说：“是啊，反过来我的学生也有的是教授了。”他们又说：“对，对，你就应该这么想。”可是我依然填报的是讲师。
提升副教授
提升副教授时，开始我没打算申请，但有些人对我不申请很有意见，因为我不提升，人家资历比我小的更没有办法申请，所以大家要求我申请，我这才提出了申请。为申请副教授还有一段故事：申请副教授需要有二名教授推荐，校内有位教授说她想做我的推荐人，领导相信了她的话。可是在评审会上她提出的是反推荐书，说我不够副教授，翻译的文章错误多达100处等。评审委员大吃一惊，因为她讲的许多不是事实。领导又让人事处负责人吴芳俊赶快拿着我的材料拿到校外，请校外教授重新审订，这样我的副教授才得以提升。当时我人是在国外，对此事已有耳闻。回来后，李震中副校长告诉我“事情已经过去了，回到系里就不要提了”。回到系里第一天开会，这位老师竟然面对大家跟我说：“你提副教授我做了许多工作”。我心中虽然很不是滋味儿，但有李副校长的叮咛，我只好说：“我知道，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