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第二年，我父亲调到从湖南通到柳州的湘桂铁路，铁路局设在桂林，这样我们又到了桂林。那时候湘桂铁路已经通到柳州了，为了打通出海的路，铁路局计划修一条从柳州到南宁的铁路，所以派我父亲去考察这条路怎么修，然后写个报告。当时没办法了，只能跟着走，我们的脚步又到了柳州。
两次考大学
我逃难到武汉的时候正好是全国统考，所以参加了考试。但是后来武汉失守了，我们又不得不离开，跑到了衡阳。在衡阳乡下信息不通，生活很不方便，在那住了将近一年，一年后我才想起来考试的事，想知道考试的结果如何。
我写信给教育部，隔了没多久寄来很厚一本录取名册，一查我是考上了武汉大学。那时候武汉大学已经搬到了四川乐山，长沙局势也很紧张，加上我们打算去桂林，这样的情况让我不能去，所以决定暂时放弃。
本来不抱希望的一封给学校的信，没想到竟然得到了回复，学校答应为我保留一年的学籍。那之后我们去桂林住了将近一年，然后又去了柳州。刚到柳州，正好赶上广西大学招考。那时我高中还没毕业，高二在北平军训结束后一直在逃难，所以没有毕业证书，只能用同等学历的资格报考，但是有很多限制，这种学历的录取名额只占总名额的百分之五，尽管几率很小，幸运的是最终我还是考上了。
我从柳州到桂林上大学，父亲他们到南宁考察，我们一起坐船在桂林分开了。但是他们还没到南宁，那边的局势已经紧张起来了，所以他们不得已又回到桂林，在这里找了个地方暂时住了下来。
艰辛的大学时光
广西大学在桂林的郊区，离城里二十二半公里，我在广西大学理工学院机械系学习。一九四三年正好是广西大学从省立改为国立，马君武时任校长，我是国立以后的第一批学生。
那时的我们家，除了我母亲跟我岳母以外，剩下的都是念书的学生都不能赚钱，所有的负担只能是我父亲一个人承担，可以想象，家里是很困难很紧张的。
在这种情况下，上学的钱我都不想拿家里的钱了。那时候国民党政府有个战区学生贷金，就是说如果是战区跑出来的，可以先跟借钱国家继续读书，开始说这笔钱要在毕业证书上写明，写明欠了多少钱，等找到工作以后再扣除。由于后来物价飞涨，到毕业就业时该扣除的钱数，已经无关痛痒，所以没有真正实行。
战区学生贷金第一年第一学期还可以，除了吃饭还能剩下点。从第二学期开始，物价疯涨，贷金远远跟不上了，虽然当时政府也增加了一些，但还是差很多，这样到了第二学期贷金也不够了，只能勉强凑合。
当时交伙食钱，有些人交不起那么多，申请的钱勉强只够吃饭。没有菜，每一顿饭都是几十根豆芽，或者是几片莴笋叶，一盘菜就四五片叶子那么多。大部分人都不吃，因为很多广西、广东的学生比较有钱，都是地主、资本家的子弟，饭厅外面有老乡弄个小锅煮红烧肉，还有肉炖蘑菇，他们去买这些吃。
经济条件不好的我自然没机会去。每次吃饭前我都先到厨房去，大锅煮饭有很香很脆的锅巴，拿一大块自己先吃，到了真正吃饭时只吃一点。我的牙就是在那时候磨坏的，因为每天一大块锅巴很硬，但是真的很香，这个印象也是比较深的。
我们那时都想找点事干挣钱。抗战时期课本很难买，需要把教授写的讲义发给学生作参考，讲义都是油印的，这样就需要事先刻成蜡版。刻一张一毛钱，我就去刻蜡板，但至少得刻一百张才够伙食费。因为那时人不熟，给我刻的全是法律、政治课的讲义，全是字，写一张得用一个钟头，一天写三张才行，占了我很多时间。
到了第三年即便有这个也不够了。所以又加了一些帮外面单位画机械图纸的工作。我对画图是有基础的，画得快还比较好，挣的钱也将就够用。
此外，我尽量找一些杂事做，赚一些钱。附近有个中学想要练习本，我们曾做过一批。一起做事的都是比较穷的战区学生，大概五六个人凑在一起，大家分工，有些人去采购纸张，有人去雕刻外面的封面，我哥过去练习过刻图章，封面就由他来弄，里面印刷的线条由我负责。
为此我设计了一个很简单的小机器。这也要得益于我们那里有实习的机械工厂，过去我也有点基础。我做的这个小机器，用来印刷练习本里的横格。有人负责切纸，有人负责装订，这么一弄，弄了几千本，学校也挺满意。结果一算账没有挣多少钱，第二年学校还想要，但我们没有继续干。
到了三年级我们出去参观。班上有认识电影放映方面的人，同意借给我们影片免费放映一次。我记得片子叫做《魂归离恨天》，在学校里放。片子要有文字说明，我们借了物理系的幻灯机，但是幻灯机是教学用的，结果放的不够大。实际上没有起太大的作用，却花了很大的力气。
因为借来的放映机只有500瓦（一般用1000瓦的），那个片子一开始很暗，一放出来大家觉得暗以为是放映机功率小就闹起来。最后没办法我们就先放第二本，第二本一看还不错，然后回头再放第一本，大家才没有意见。这样卖票收了些钱，分给大家作为去参观一些工厂的补助。
大学的生活一直比较紧张，那时候最便宜的鞋是生水牛皮的底，直接把鞋面缝在上面，五块桂币可以买两双的那种。桂币是桂林的地方币种，五块桂币相当于2.5元法币。鞋底泡软以后很软又很黏滑，干了以后却很硬。上鞋的线很容易断，断了底就容易掉，要天天修，最后没办法只好拿麻绳把鞋底和鞋面栓上。
因为小时候的经历，我很想学习机械制造专业。但当时是抗战时期，大部国土沦陷，师资难以符合理想，基本上是请到什么人就开什么课，所以选课的范围比较窄，除了像材料力学、机械设计等基础学科外，基本上是动力方面的课程。为了满足自己的兴趣，抓住有利时机，还会自学有关机械制造方面的知识，因此在时间上更加紧张了。虽然大学生活过的很困难，写蜡纸什么的占了很多时间，我最终还是顺利的毕了业。
年少气盛拒分配
毕业以后，那时的工作是不用愁的。航空委员会要人，资源委员会也要人，教育部同意分配，学校里也需要人。
但是我脾气有点倔。开始考学校的时候，在汉口考的那次全国统考，当时航空比较热门，报考和录取的比例比现在还低。因为是新兴学科，没几个大学有这个系，所以大家都争着去考，我觉得大家都去考，我偏不考，立志不上航空。航空委员会要人，我也没报名。
毕业了以后，国家资源委员会把我分到运务处。这算是好差事。那时候交通很困难，运务处是一个来钱的地方，要想贪污、收贿赂是很容易的事情。因为运东西需要派车、或者要修车，派人的权利都掌握在运务处手里，司机得给好处。修车也一样，不给好处不给修，或者压着不修，那司机受不了。那是个好差事，但我就是不想干。航空处要人我没去，学校需要助教，我不想教书也没有去。
教育部那时候号召开发大西北，跟现在一样。但事实上西北不在国民政府手里，当时新疆是地方势力的盛世才管理，甘肃青海都在马步芳、马鸿逵这些人手里，政府管不到。这种情况下教育部只能把我派到西安铁路局，这是国民政府能管到的最西北的地方。
之前我父亲的一个手下，逃难时一直都有联系。听说他到了一个叫做荣誉军人生产事务处的地方，任务是把一些伤兵集中在一起，找个地方去开荒种地维持生活，免得他们到处闹事。他在那做技术工作，跟我说那里有很好的发展，刚毕业的我对社会这些事不太清楚，听他说得那么好就跟他去了。那个地方在湖南靖县，比较偏僻，离贵州和广西都不太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