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叶县、埼玉县、神奈川县这些周边的医院也把药房里的存货搬了出来。
远一点的地方就用直升机送。
近一点的就用警车开道。
物资还在路上跑，但医院里的混乱还没有结束。
甚至可以说只是个开始。
桐生和介看着窗外，救命救急中心的入口依然乱成一团。
按照历史的轨迹。
大约在今天中午左右，信州大学医学部的一位教授就会看到电视新闻。
然后对方就会发现这些症状和去年的松本沙林事件一模一样，接着就会向东京各医院发送传真提醒。
官方的确认通报也就是比现在晚个半个小时。
所以，他现在做的，无非就是把这个时间点提前了一些。
这很有用，能让医生们少走一些弯路。
但也没用，因为这其实算不上什么能够扭转乾坤的世纪难题破解。
对于医疗界来说，这最多就是换来几句“真不愧是国民医生啊，反应真快”的夸奖，或者是在事后的总结报告里被提上一笔。
这不够。
这远远不够。
有了治疗方案，但怎么把病人分出来还是个大问题。
人实在太多。
这一点在救命救急中心里体现得淋漓尽致。
消防厅的救急队正常运送，见到人就往车上拉。
大小医院根本没法做细致的分类，直接就接收了大量的患者，把走廊和候诊室都塞满了。
医生们拿着听诊器，一个一个地去问，试图对每一个涌进来的伤员都负责。
东京的急救体系好像已经到了极限。
这种混乱的场面通过电视信号传到了千家万户，所有人都看傻了眼。
谁也没想到日本的医疗体系在面对突发灾难时会这么脆弱。
大家都在忙，但都不知道在忙什么。
大家都在救，但都不知道该先救谁。
桐生和介快步走下楼梯。
电梯早就被运送物资和伤员的推车给占满了。
来到一楼。
这里的噪音瞬间放大了十倍。
哭喊声、叫骂声、医护人员声嘶力竭的吼声，混合在一起，冲击着耳膜。
他抬头望了一圈，就看到了今川织在不远处。
这位平日里极其讲究形象的专门医，现在头发有些乱，口罩挂在一边耳朵上，手里拿着血压计，正在给一个坐在地上的上班族量血压。
“高压140，低压90，心率110。”
她快速地报出了数据。
一边的护士手忙脚乱地记录着。
“给他输液，先观察。”
今川织擦了一把额头的汗。
她刚想站起来，就被旁边另一个大妈抓住了裤脚。
“医生，我也难受，我恶心，你先给我看看吧……”
没办法，只能又蹲下去。
桐生和介没有上前去帮忙，而是左右看了看。
他走到了分诊台。
那里放着几卷用来标记文件分类的彩色胶带。
红色，黄色，绿色，黑色。
很齐全。
大概是护士长平时用来整理病历用的。
“借用一下。”
桐生和介把这四卷胶带全部拿在手里，又顺手拿了一把剪刀。
分诊台的护士正忙着接电话，根本没空理他。
临走的时候，桐生和介还从桌上子顺手拿过一个扩音喇叭，那本来保安用来维持秩序的。
他走到大厅中央，那里挤满了人。
大部分都是轻症患者，因为恐慌而挤在了一起，堵住了重症患者的通道。
“所有能听到我说话，能自己走路，意识清醒的人！”
“全部去外面的停车场！”
“那里有医生会给你们检查！”
他的声音通过喇叭，压过了嘈杂的人声。
人群愣了一下。
几个症状较轻的年轻人有些犹豫。
“可是……我们还没挂号……”
“去停车场！”
桐生和介两步走上前去，撕下一段绿色的胶带，直接贴在了对方的肩膀上。
“你是轻症，死不了。”
“不出去那就等着被这里的重症病人传染，等着我给你贴红色的胶带。”
他的语速极快。
年轻人一听可能会被传染，立刻按他的指示往外走。
这就是羊群效应。
恐惧让人盲从，但也能让人听话。
只要有一个足够强硬的人站出来，告诉他们该怎么做。
而此时的桐生和介就像是一个无情的贴标签机器，穿梭在人群中，手中的胶带不断撕下，贴上。
呼吸平稳、面色红润、只是在哭喊的。
绿色胶带，赶出去。
呼吸急促、瞳孔缩小、已经无法站立的。
红色胶带，喊护士抬走。
意识模糊、但生命体征还算平稳的
黄色胶带，留观。
混乱的人群开始分流。
轻症患者往外走，重症患者被抬进里面的抢救室。
大家本能地服从这个手里拿着彩色胶带，满脸凶相的医生。
空间稍微腾出来了一些。
今川织终于得以从那个大妈的纠缠中脱身。
今川织终于处理完了手头那个大妈。
她站起身，揉了揉发酸的腰，然后，就有些茫然地看着周围。
都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
但……怎么还没有人来扯她的裤脚？
刚才还围得水泄不通的人群，怎么突然少了一半？
然后，她就看到了站在大厅中央，手里拿着喇叭和胶带的桐生和介。
这家伙。
总是能搞出点动静来。
“前辈！”
桐生和介看到了她，直接把手里的一卷黄色胶带扔了过去。
今川织下意识地接住胶带，愣了一下。
“干什么？”
“分类。”
桐生和介大步走过来。
他把黑色胶带塞进自己的口袋里，今天大概率是用不上这个颜色了。
“前辈，别管那些轻症了。”
“你负责黄色标签。”
“那种不能走路，但是还能说话，呼吸还算平稳的，全部贴黄色，让他们在走廊里等着。”
“我去负责红色。”
“把最重的挑出来，直接送抢救室。”
他分配任务的时候，完全是一副上级医生的口吻。
今川织微微仰着头地看着他。
她当然懂检伤分类。
但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在这么多恐慌的患者面前，很难有人能狠下心来做这件事。
大家都被道德绑架了。
觉得如果不听完病人的主诉，就是冷血，就是不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