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作战，要符合战场实际，七八万湘军挤在北线，并且占据着险要地形，我们怎么打？我们不是曾国藩，结硬寨，打呆仗那一套，不是我们的风格，要想办法把湘军主力调动出来！我们只要冲到了衡阳，湘军就别想缩在一起，他们不出来，常凯申也会逼着他们出来！”
“湘军如此布置，衡阳必然空虚，但衡阳是三省通衢所在，是南方战略要地，城防坚固，恐怕不那么好打，雪峰山不好爬，我们不可能带那么多炮兵！”
“那就把战壕挖到敌人的城墙下，老郑，以我们现在的攻坚能力，打下衡阳可能性非常大，一方面军能攻下赣州，我们一定可以拿下衡阳，顶多需要一些时间！
再说了，我们的重点是围城打援，攻城本来就不需要那么着急，不管是南面的桂军，还是北线的湘军，到了这一步，他们都得出来，谁也承担不起丢了衡阳的责任！这叫打蛇打七寸，衡阳就是他们的七寸！”
寻怀周同志说到这里，显得自信满满，郑桂林看着地图，想了一会说道，“如此一来，我们的对手不仅仅是湘军，也还包括桂军，甚至是增援的粤军，我们需要十兵团和十一兵团的配合！”
寻怀周点点头，笑着说道，“合围衡阳后，我们再给中央发电，建立成立总前委，由祝、陶两同志统一领导南线作战！”
第298章 西南风云上
西南局会议上，几位书记互相传递，看过了寻怀周的电报后，李润石同志笑着说道，“不谋而合！”
柳明昭同志说道，“仗越打越大，配合确实越来越重要，怀周资历不够，接下来的战役六兵团却是主力，总前委的人选要慎重，要为他的指挥扫清障碍！”
李润石同志有些眼热，我军总兵力超过二十万人，这是一场他从来指挥过的大仗，而且他也确实有资格指挥，“要不，我去一趟铜仁？”
“老李，你就不要去了，你要是去了，怀周就没办法指挥了！”刚刚来到成都的王运生同志表示了反对意见，他去过赣闽苏区，知道李润石和祝玉珍、秦石川等同志的心结，自然不敢让他去。
李润石叹息了一声，他也知道职务所限，有些事情已经由不得自己了，这个时候柳明昭同志笑着说道，“还是听中央安排吧！”
众人达成了一致，这个时候王运生同志拿起了一份电报，“同志们，我们刚刚收到了中央的电报，这份电报的过程相当曲折……”
1933年底，乌斯藏地方十三世大和尚圆寂，清朝以来，凡大和尚圆寂，乌斯藏地方均需及时向中央政府禀报，已成定制。
此次亦不例外，1933年12月20日，乌斯藏噶厦将十三世大和尚圆寂的消息电告驻京代表，要求立即呈报中央。
国民政府行政院在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重视，即依清时惯例，着手褒恤事务。常凯申、林森等政府要员致电噶厦，表示沉痛的哀悼，国民政府“念其历年以来，宣扬佛化，保障西陲之功”，册封其为“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
1934年1月12日，国民政府为了更好地宣达对藏政策，从感情联络、藏事调查入手，特派时任参谋本部次长兼边务组主任的黄慕松为“致祭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大和尚专使”。
辛亥以来，由于英帝国主义的百般阻挠，驻藏办事长官及其他中央代表入藏多未成功，虽然陆续有人代表中央政府入藏，但对于历年悬案仍难以商洽。
因此致祭十三世大和尚的黄慕松此次入藏，责无旁贷地负有就如何解决乌斯藏问题与乌斯藏地方政府直接交换意见之使命。
而乌斯藏地方政府以五世热振活佛为首的僧俗官员在达赖圆寂、局势不稳的情况下，也非常希望能与中央政府加深关系，故对黄慕松入藏表示了空前的热情。
黄慕松一行历经四川鞍马劳顿，终于在8月28日抵达拉萨，乌斯藏地方政府派出的官员事先即在墨竹工卡宗迎候，还按照迎接清朝驻藏大臣的规格，在拉萨郊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噶伦朗雄、彭雪率五品以上官员着礼服，佩戴整齐，按官级品位恭候，并由藏军列队奏军乐，行军礼，拉萨民众倾城而出，欢迎人群竟使“途为之塞”。
黄慕松携其随员与乌斯藏僧俗上层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宣达了民国关于“五族共和”的思想，并向他们赠送了礼品，气氛十分融洽。这就使得一些对内地情况不解甚至敌视的人有了一定转变，为以后即将开展的工作做了很好的铺垫。
与此同时，英印政府对中国中央政府派员入藏十分恼怒，派怀特等人以“致祭”为名，前往拉萨监视，极尽破坏之能事。
当时噶厦中少数人在英国人的指使下，是想先与中央代表就乌斯藏问题洽商出一个有利于他们的意见，然后再见机行事，否则便拒绝加封典礼。
这种情况下，黄慕松广泛团结僧俗，顺利得完成了加封典礼，并在1934年10月1日完成了致祭十三世达赖喇嘛大典隆重举行。至此，黄慕松到藏的使命从形式上已全部完成。
黄慕松在拉萨期间，与噶厦多番商谈。噶厦表示“对外乌斯藏为中国之领土”，但仍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坚持己见。
如提出中央政府不应在藏驻军；迅速解决康藏纠纷中的遗留问题，将金河江东岸的德格、瞻化等县交与乌斯藏地方管理等。
由于诸多问题非一朝一夕所能解决，而且乌斯藏进入十月以后，恐大雪封山，交通不便，黄慕松电告南京获准后，即准备返京。
不过此时黄慕松想走也走不了，就在他入藏前后，西南地区的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环太党军队进入攻入了四川，四川处在战火中。
乌斯藏僧侣与环太党素无联系，又从英国殖民者那里听来了一些乱七八糟的言论，很是紧张，故而他们不断询问黄慕松，想搞清楚内地到底发生了什么，同时他们也对黄慕松一行人产生了极大的疑虑。
黄慕松再次重申，乌斯藏为中国领土，对外必须一致，这是原则，对内则允许乌斯藏地方自治，不改变乌斯藏现行制度，但外交、国防、交通及重要官员之任免均须由中央统筹办理。
乌斯藏可派员至南京任职，同时说明中央自然应派员驻藏，代表中央执行国家行政、监督地方自治。
至于环太党问题，黄慕松认为两党内战属于中国内政，国民政府目前完全可以掌控局面，安慰乌斯藏上下不要担心，国民政府可以解决云云……
噶厦将此意见提交僧俗官员会议讨论后，于11月16日送来复函。来函 “对于领土主权，较有相当认识，……态度稍觉和缓，或有和平商洽之可能，但非短时间所能办到”。
到了这一步，黄慕松的使命已经完成，他自然想离开，而此时大雪已经封山，黄慕松只能想办法从印度转道回南京，不过这个英印当局却搞起了幺蛾子。
英印当局拒绝黄慕松通过印度返国，同时又在乌斯藏大造舆论，搞得藏区人心惶惶，对国民政府的信心大为下降。
这样一来，黄慕松一行人只能在乌斯藏苦苦煎熬着，终于到了今年二月份，西南乌斯藏得到消息，成都被环太党拿下，而在西北，环太党也拿下了兰州，很显然未来对藏区影响最大的是环太党，而不是南京政府，这个时候礼遇黄慕松意义自然不大。
即便此时主持前藏政务的五世热振活佛是亲汉爱国派，他虽然没有赶走黄慕松一行人，但他同样对环太党充满了种种担心，乌斯藏不断向英印当局靠拢，此时黄慕松等人在乌斯藏自然就更加尴尬了……
黄慕松能做的只能是不断联系南京，希望获得指示，但南京此时也无能为力，不过到了三月，两党开始了再一次秘密接触，吴忠信就把黄慕松发来的诸多电报，转给了环太党，你们惹的祸，你们解决。
同时常凯申也想给环太党来一出将军，你们整天唱格调，现在这些问题都堆到你们身上了，看你们怎么办？等你们做出妥协了，南京政府就可以扯着嗓门骂了……
环太党中央书记处了解相关情况，讨论一番后，谷雨意外的发现此时藏区问题反而是最容易解决的时期。
此时掌握西藏政务的十三世大和尚圆寂，西藏政局掌握在亲汉爱国派五世热振活佛手中，而十世大主持则因为坚持爱国立场，被十三世大和尚逼到了青海，连后藏都回不去。
也就是说，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乌斯藏政权事实上极端虚弱，只要在这个时候实现对乌斯藏的控制，然后乘着二战期间完成民主改革，等到十四世大和尚长大成人，乌斯藏再也折腾不起来了。
所以谷雨认为有必要尽快入藏，不过入藏嘴上说说容易，要想做成却非常困难，入藏之路太艰难了，但再艰难也得做，谷雨准备分阶段来做，第一阶段自然是和平接触，老传统先礼后兵嘛！
就黄慕松一行人，谷雨要求西南局与他们联系，要求他们宣誓加入抗日联合政府，作为抗日联合政府的一员继续与乌斯藏联系，同时也要黄慕松告诉乌斯藏当局，不管是南京国民政府，还是抗日联合政府，在乌斯藏问题的基本立场是一致的，不容置疑。
相比于南京那帮家伙，环太党更加强硬，提出了三大条件，乌斯藏必须承认其为中国的一部分；乌斯藏必须断绝同英国的一切联系；乌斯藏境内必须部署中国军队；如果乌斯藏接受这些和平建议，乌斯藏可以地方自治，不改变乌斯藏现行制度。
当然，谷雨可以肯定乌斯藏绝不可能听话，所以第二阶段，必须和乌斯藏打一仗，让乌斯藏上下知道武力他们不是对手，然后才能促使他们加入联合政府，至于民主改革，那是以后的事情，时间还早，并不是很着急。
而在和平接触的同时，谷雨要求西南局做好相关准备工作，要派出入藏的同志，与黄慕松一行人会合；要了解乌斯藏的军事政治文化，做好进军准备；要修通到甘孜的公路，保证一个师的后勤补给…
他在意的是第二阶段什么时候执行，所以除了将黄慕松的电报转发以外，还要求西南局根据实际情况，讨论一下给出一个相应的计划，但谷雨怎么也想不到，因为他的电报，西南局竟然出现了不小的分歧。
李润石同志看完电报后，皱着眉头说道，“我们在雅安驻扎的两个团，到现在粮食都不能保证补给，哪有能力把一个师送到千里之外，一路上都是高山荒漠的西藏？难呀！我看不好完成！”
“不是不好完成，是肯定完成不了！”西南局副书记，原中央秘书长，现四川省委书记谭秋同志这个时候说话了，“去年七月到今年三月，我们打了九个月的仗，对地方破坏非常严重，到处都是流民。
现在川军主力虽然投降了，但到处都是残兵败将，匪患严重，各部需要剿匪，大仗虽然没有了，小仗却仍然不断，而且我们还要保证南线两个兵团，留守两个兵团和二十多万起义川军的补给，各项物资的供应已经相当紧张！”
说到这里，谭秋同志越说越激动，“去年全川101个县水旱灾害不断，饥民只能靠野草、树皮、树根和观音土苟延残喘，饿死人无数。灾民凄惨的样子，同志们都看在眼里，问题有多严重，大家也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