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冠生同志这个时候给出了结论，“是呀，我们不是天生的革命者，也不是什么天才的政治家，我们是通过一步步实践的摸索，走上了革命这条路！”
“确实如此！”
“参加革命后，我们也是在实践中一步步摸索，既经历过北伐的胜利，也经历过大革命失败的辛酸，还有那几年在上海中央的工作，我们对革命的指导，更多是十几年的革命经验，要论起革命理论，我是有缺陷的！”
杨宁越同志再次点头，这个时候吴冠生同志才进入到正题，“但是谷雨同志不同，他是天生的革命家，也是天生的政治家，他似乎天生就知道应该怎么革命，也似乎天生就知道怎么建设一个新中国，让中国发展壮大起来！”
杨宁越同志有些吃惊的捂着嘴，“是不是夸张了一些？”
“一点都不夸张！谷雨同志参加革命的过程，你我都知道，你看他犯过错吗？自参加革命以来，每一步都踩在点子上，一次这样还可以理解，每次都这样，太不可思议了！
个人如此，我们的革命事业也是如此，之前是什么局面，现在是什么局面，天壤之别呀！在我们眼里，强大无比的常凯申，在谷雨同志眼中，不过是冢中枯骨，没费什么劲，就打到了徐州，差距太大了！”
杨宁越听完，同样相当感慨，“你不说我还不相信，你这么一说，还真是这么回事！我们这两年的胜利来得太快了，我总有一点如在梦中的感觉！”
“你可能不知道，我们获得了这么大的胜利，却还没有用全力，现在我们十分力，用在常凯申身上只有四五分，其他的都用在建设上，为得就是未来击败日本人！”
“击败日本人？那篇国情咨文真不是吹牛？”
“当然不是，谷雨同志很自信，他真得认为我们可以做到，而且一直在向着这个方向做努力！”
杨宁越同志脚下有些软，幸福得难以抑制，她强忍着内心的跌宕起伏，来到了一个小亭边，坐了下来，这才关切的问道，“真得能够做到？”
“说实话，我也不太相信，但1931年，我也不相信北方战略可以实现……”说到这里，吴冠生同志自嘲的说道，“我们都是凡夫俗子，很难真正了解天才的思路，谷雨说能，我就相信他能做到，我能做的，就是做好辅佐！”
杨宁越同志深深吸了一口气，“要是，要是真能实现，那我们的理想岂不是都实现了？”
“也不一定都能实现，要想建立一个没有剥削的社会，恐怕，没那么容易！”
“资本家的春天会一直继续？”
“也许相当长时间会这样！但即便如此，也是值得的，我们不是为了革命而革命，是为了中华之崛起！
我去过很多国家，除了苏俄以外，英国、法国、德国、日本都有剥削，有的剥削还非常厉害，但他们都是列强，如果能够拥有他们的国际地位，我们的革命就算有些妥协，也是巨大的胜利！
除日本以外，其他国家的贫民，也比绝大部分中国人活得要好，如果能达到他们的生活水平，我们的革命就算不彻底，也是巨大的进步！”
杨宁越同志想了想问道，“苏俄就没有剥削呀，为什么我们不能像苏俄那样？这样不是更好吗？”
“前几天，书记处讨论资本家问题时，谷雨同志曾经问过我和德华同志，苏俄那些掌握着国家政权，领导大批国有工厂的党内干部是什么阶级？
他举自己和陈绍宇从苏俄回国时乘坐的列车为例，指出苏俄不同级别的干部享受不同的待遇，过去坐在头等舱的是剥削阶级，现在呢，只有党的高级干部才有资格坐。
这些党政高干看起来是无产阶级，但他们却住着别墅，享受着种种工农都比不上的待遇，除了没有工厂和土地的产权以外，他们拥有很多剥削阶级特有的东西……
谷雨同志认为，苏俄在消灭了传统的剥削阶级之后，体制中很可能又诞生了一个特殊的新阶级，这个阶级以国家和社会的名义，进行各项工作，他们可以支配国民收入，可以利用、享受、储存国有财产……
这个新阶级看起来与中国历史上宋明两代的科举官僚阶级非常相像，但他们混在党内，根本没有人可以约束他们，宋明时代好歹还有皇帝！
谷雨同志猜测，这一次苏俄的大整顿，很可能跟这个新阶级在建设过程中自以为是，造成了不少问题，使得中央的决策执行不下去，因此他认为有必要再多一些观察，不能太着急仿效苏俄的种种做法！
谷雨同志同时认为，党内也已经有这个新阶级的影子，他认为中央三令五申，严格禁止地方土改过火，但就是挡不住，除了政策法规教育不到位，也跟一些干部在土改中变质，有意歪曲执行中央的政策有关。”
杨宁越同志嘴巴微微张大，想说什么，又不知道如何说起，她甚至有些语无伦次，“这，还可以这么比较？这些，革命的理论难道存在问题？”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辩证法当然是真理，但马克思并没有获得革命的胜利，他对未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更多的是猜测和推演，不可能什么都能想到。
而谷雨同志口中的新阶级的存在，则是事实，我们亲眼所见的事实，那些头等舱，你我也坐过，谷雨同志的看法并没有什么问题，这个新阶级在苏俄确实已经逐渐成型！
至于我党在土改中，有没有产生这个新阶级，我并不愿意相信，但如果中央的政策，到了地方，执行中总是有问题，地方干部中存在问题是必然的。”
吴冠生同志低声说道，“谷雨同志对资本家和富农的态度，之所以比较保守，采取保护、甚至是鼓励的态度，除了今天所说的增加建设资本以外，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他告诉我和德华同志，苏俄革命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试验，俄国是列强，他们有资本做实验，就算中间出了一些问题，他们有雄厚的底子，随时可以翻身。
而我们中国，只是一个被压迫被掠夺的半殖民地国家，我们承担不起革命试验失败的代价，一个不小心，中国就会四分五裂，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
所以我们推行重大变革时，那些有诸多成功经验的，比如土改，就可以大胆推行；但有些，只有孤例，或者成功时间较短的，宁愿慢一些，等一等，看一看，多做一些观察和试点，也比盲目的照搬别国经验来得好！
而且谷雨同志认为，富农阶级大部分都是比较会经营的，有他们在，农村发展也会有一批能人指导，可以带动更多的农民仿效学习！
而民族资产阶级的存在，同样可以对国有企业形成一些竞争，促使国有企业不断进步，防止新阶级为个人私利，侵夺国家利益！
当然了，也要对富农和民族资产阶级有一些约束，所以谷雨同志认为，要严格限制农村土地的流转，禁止土地买卖，促使富农阶级向民族资产阶级转变，而不是封建地主；
同时银行和国家基干工业要基本掌握在国家手中，保证党和国家可以有效的控制民族资产阶级，因此需要建立相应的税收制度和工会制度，约束民族资产阶级过度膨胀。
这一点今天的会议上，他已经说过了，这事实上就是新三民主义的第三条扶助农工，节制资本……”
杨宁越同志坐在亭子边，耐心得倾听着丈夫的阐述，考虑了良久，这才说道，“谷雨同志的谨慎是对的，我们确实不能做革命的试验品，小心无大错！
万一我们打倒了剥削阶级，又冒出了这么一个不受约束的新阶级，那就麻烦了，别按住了葫芦，飘起了瓢，到时候反而不好处理！
剥削阶级在党外，是哪些人一眼就能看的清楚，而新阶级却是在党内，谁也不知道这些新阶级是谁，也许就在你我之间！”
吴冠生同志点点头，感慨地说道，“是呀，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为什么说谷雨同志是天生的革命家，政治家，他的观察力太敏锐了，思考的深度也远远超过了党内同志，不得不服呀！”
“谷雨同志说得那个新阶级，党内还真有可能存在，前些日子妇女部去太原好些家小学幼儿园调研了一番，发现了一些比较明显的问题。
党内干部子女较多的小学幼儿园，相比于其他学校，条件明显好了不少，甚至有些学校早餐已经有西点、牛奶，孩子们吃不掉，甚至还浪费了不少！
我询问太原本地的同志，他们说是容强同志的指示，我后来又旁敲侧击，问了问容强同志，她根本就不知道有这回事，她还以为所有的幼儿园条件都是一样的！”
说到这里，杨宁越同志恍然大悟，“我听说谷雨同志消息很灵通，那几家小学幼儿园搞出的事情，他可能早就知道，这就不奇怪他让容强同志前往苏俄了……”
“有这方面的原因，你那份报告，谷雨同志看完之后，十分生气，书记处还专门讨论了一番，已经决定做一些整顿，列入到整风中！”
“确实该整顿！”杨宁越同志想了想，突然想起了一个问题，转移话题问道，“谷雨同志让容强和母亲去苏俄，是不是还想借此取信苏俄同志？”
吴冠生同志默默点点头，“我真不愿意把苏俄同志想得很糟糕，但现在看来帝俄那一套腐朽的东西，对苏俄党内很多同志，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
杨宁越深深吸了一口气，“与虎谋皮呀！”
“所以我们党内的同志更要团结在谷雨同志身上，坚决拥护他的领导！”
“革命工作道阻且长，步步惊心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