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匪帮则是一个寄生在长江口、以英美税官高效收取的关税为财政根基的买办政权，其运转秘诀在于对卖国权的垄断，欲独立则必然不高效，欲高效则必然不独立，他们既然依赖海关税收，就别想发行粮食本币，自然而然，这一回常凯申的货币发行只能无疾而终！
第236章 不听话的鸟在叫
随着北方根据地的不断扩大，相关人事调整自然也少不了，今天一月初中央进行了一番大调整。按照新的方案，北方根据地被重新划分为七个省，省以下不设立地区，直接为市和县，然后是镇或者乡。
整个北方根据地，被称为市的只有张家口、大同、太原、开封、洛阳、保定、运城、临汾、石家庄、安阳、归绥、新乡、长治十三个市，其余都是县，市比县高半级，根据省委安排，这十三个市往往代管若干个县，以分担省一级的压力。
正因为这十三个市的重要地位，市委书记基本都由兼任省委常委或者副书记，自此之后也就形成了惯例。
谷雨这么操作，也是有原因的，中国实在太大了，省市县三级管理体制的形成有其必然性，但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他都不想搞这么多脱产干部，未来中国的干部臃肿，造成了太多的麻烦。
怎么办，每个省挑选若干个关键城市，搞出一些级别高半级的市，代管一部分县，剩余的县由省直接管辖，这样一来，地方上就形成了市县并存的局面。
一般来说，一个省会有几个市，市往往会代管十个左右的县，省一级往往会直接管理三四十个县。
这样既不至于增加一级干部，又可以做到比较有效的管理，这些市相当于一个个小省，虽然要接受省的领导，但因为由省委常委兼任，由中央直接任命，也有其独立性，和省一级也会形成一定的牵制，自然不至于出现独立王国这样的局面。
当然有其利，也有弊，一些规模比较大的省就必须拆分，等到未来统一了，会多出不少省，但谷雨仔细考虑一番，也是值得的，这样一来，既能管理到位，未来脱产干部的数量也会减少很多。
按照这个方案，原鲁西南和渝北以及黄河一线被命名为中原省，李兴唐任省委书记，省委所在地为开封，市委书记由殷鉴同志担任。
从集宁县委书记调到了开封担任市委书记，也表明殷鉴在集宁县委书记的任上得到了谷雨的认可，才有机会被安排到人口最多的城市担任市委书记，虽然是平调，但对殷鉴却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进步。
如果殷鉴在集宁表现出了能力，接下来他就将有机会，成为一省的主要领导干部，这样一来，殷鉴也算是基本成才，变成了环太党重要的领导干部，当然了，现在他还没有锻炼到位，所以殷鉴并没有成为中央执行委员的候选人。
与此同时，成立了军管会和中原军区，军管会主任和军区司令员由十纵司令员吉恒立同志兼任，当然了，具体工作吉恒立并不插手，主要是威慑地方。
新成立的河洛省包括山西南部的运城盆地和晋城盆地，和豫西等没有经过土改的地区，省委书记为侯逸文，省会放在了洛阳。
环太党控制区内第二大城市，洛阳市委书记则由李诚五同志担任，这同样对他也是很大的考验，而军管会主任和军区司令员由三纵司令员邝继成同志暂时兼任。
同时调令还重新调整了河北省委，新任河北省委书记为余泽鸿同志，省军管会主任和军区司令员由六纵司令员寻怀周同志兼任，省会所在地为石家庄。
新河北省委包括冀中、冀西和冀南地区，原省委书记李任予同志这段时间一直在中央党校学习，学习结束后将调任保定市委书记。
李任予从省委书记变成了市委书记，也跟地下工作的性质有关，他还算好的，河北在1933年农会发展的很顺利，他已经证明领导大批同志开展工作的能力，所以他获得了成为重要城市一把手的机会。
原河南省委书记吕文远同志在协助晋豫省委工作之后，会被安排到中央党校学习，因为他有黄埔六期的学习资历，又将被安排到军政大学学习，学习后应该会被安排到工建兵团，从旅政治部主任开始做起。
不要以为这个职务很低，这很符合实际，整个河南地下省委加起来也没多少人，让吕文远一下子承担一个省或者一个市的工作，根本做不到，但是旅政治部主任，属于独当一面，这个岗位做好了，才会一步步的融入到北方根据地。
与此同时，原中央根据地下辖各省也进行了调整，梁朴调到中央后，比较成熟的老根据地山西省委书记由施怪君同志担任，太原市委书记改由苗可秀同志升任，大同市委书记则交给了南方调过来的黄道同志，并负责临汾盆地和长治盆地的土改。
冀热辽省委书记改由赵镈同志担任；陕甘省委书记则没有变化，何建周同志继续担任省委书记；人口较少的察哈尔省被撤销，和绥远省委合并，成立绥察省委，省会放在集宁，马星荣同志担任省委书记，张家口市委书记改由南方调过来的方思琼同志担任。
这样一来，绥察省的面积会非常大，不过这个省汉族聚居区都在平绥铁路沿线，管理比较方便，所以谷雨考虑之后干脆合并为一个省，没必要再保留察哈尔省。
正在进行大规模建设的包头县委书记由陈建相同志担任，他同时挂名省委常委，陈建相此前是中办副主任、秘书处处长，从这个接触最高层领导的核心位置被下放到包头县委书记，并不是因为谷雨不喜欢他，或者别的，这是谷雨关于未来的重要安排。
中央书记和中央局委员的秘书定期调整，并下放地方工作，与陈建相一起下放的，还有好几位秘书，都被下到了地方，担任县委书记。
一来不至于长期局限中央，限制了这些同志的发展，这些对中央领导思路比较清晰的同志下去，也可以保证中央的意图得到比较顺利的贯彻。
二来就是谷雨对高级干部搞封建传承比较忌讳，前世高级干部的秘书动不动就在身边干十几年，无私也变成有私了，干脆乘着建设刚刚开始，形成这样的规矩。
三也是谷雨对陈建相的看法，他认为这位同志理论天赋很好，眼光也很好，但是书生气比较重，放在地方上历练一番，对他的未来很有好处。
但谷雨对陈建相的工作能力多少有些担心，又被他安排了一个相当出色的副手，晋商出身，为人很活络的康宝县长赵天鹏被谷雨平调到包头县长。
虽然陈建相并不是很乐意下放，不过他对包头县委书记还是比较满意的，包钢钢铁-军工联合体的建设投资巨大，在他的任上负责如此巨大的项目，要是做好了，未来的发展自然无比广阔。
新的中办副主任、秘书处长谷雨安排的是薛伯章同志，他并没有获得团中央书记的职务，顾金声同志更受其他几位书记的青睐，所以谷雨干脆让薛伯章做他的大秘，而这一调整，也出乎了党内的意料。
很明显薛伯章并不具备非常出色的理论能力，那么谷雨为什么使用他呢？上任没多久，大家都发现了，薛伯章组织协调能力，似乎比陈建相强了不少。
相比于说话大家都听得不是很清晰的陈建相，薛伯章这个西北大汉说话十分清楚，而且小小年纪相当沉稳，考虑问题也非常周到。
薛伯章一上任，就需要给各位书记、中央局委员、副秘书长们挑选秘书，这个工作可不好干，要是推荐不好，很容易得罪人；与此同时，他还需要协助谭秋负责起五中全会的筹备工作。
这一次五中全会，按照谷雨的设想，北方根据地七位省委书记，江西省委书记李任之，鄂豫皖省委书记郑植槐，驻国际代表团代理团长陈原道；湘赣省委书记刘伯坚；
川陕分局蔡、贾、王三位书记；东南分局副书记方远镇同志，鄂豫皖省委的郑植槐同志；北方军政委员会新任副主席李镜湖同志；陕甘军区司令员刘景丹同志；
解放军高级将领王庸、段裕后、秦石川、徐子敬、董绍仲，还有李润民、李多才、李铁夫这三位姓李的同志，总共二十六人被列入到中央执行委员候选名单中。
考虑到现在党的中央执行委员总数也才二十人左右，再加上需要淘汰几个人，即便几位候补委员同时也会转正，但这一份增补名单的出现，也就意味着党的领导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份名单中，出身的北方局同志十五位之多，另外还有好几位同志是谷雨一手提拔的，比如郑植槐，刘伯坚，方远镇，刘景丹，王天桢等同志，保证了谷雨在中央领导班子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发言权，当然这也是必然的，中国革命的主导力量已经变成了北方根据地，必须在中委名单中充分体现出来。
而来自于其他根据地的领导干部，基本上都是一方诸侯，代表着一块根据地的发言权，被谷雨提拔的郑植槐，方远镇，刘景丹、王天桢等同志都是根据地的一方元老，提拔他们合情合理，而刘伯坚、董绍仲两位同志的提拔，更多的则是谷雨对红五军团同志的安抚，实在有些亏欠人家，必须特别优待……
这份名单可以说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但让谷雨意想不到的是，在五中全会召开前的预备会议上出现了巨大的争议。
参加会议的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看到这一份候选名单后，震惊无比，这哪是什么增补名单，这明显就是对中央的大换血，所以围绕着这份名单，一场争论出现了。
韩英同志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竟然已经得知，他将在这一次五中全会上，被撤销中央执行委员，所以意见非常大。
本来他以为自己被免去中央局委员已经到顶了，没想到谷雨做得这么绝，竟然连中央执行委员都没有给他，而安排给他的职务竟然是生产建设兵团副司令员，说白了就是去种地，连种地还只是副职，欺人太甚！
好歹他也是大革命时代就入党的老工人领袖，即便在中央苏区犯了一些错误，好吧，谷雨说错就是错，谁让他现在是正确路线的代表，但不管怎么说，也没什么原则性的错误吧，要论错误，谁没犯过错误，凭什么这么苛待我？
一怒之下，韩英就开始在与会的同志中进行串联，韩英同志找了几点理由，这份名单中这还没有列入中央核心层的同志，比如不是中央执行委员的临时中央局委员和副秘书长，如果算上他们，增加了超过三十名中央执行委员。
历届届中的中央局委员和中央执行委员增补，往往只增补个别人，哪有一下子增补这么多人，闻所未闻。
这已经不是届中调整，而是大规模改选，而要做到这一点，只能召开全党代表大会，而不是中央委员会全会，要么向国际汇报，召开七大。
要么只能增补部分同志，绝不能这么做，这不符合规定，当然了，韩英同志也撇清了自己，我可以退出中央执行委员会，但规矩一定要讲。
另外他认为这份名单中没有体现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反而增加了一大批素质一般的军队同志和这几年飞速提拔的地方革命同志，这不是一个马列主义政党领导核心应该的成分组成……
随着韩英同志的游说，一些同志也觉得谷雨的做法有些过头了，中央局委员和书记处你都完全控制了，现在又一口气增加这么多同志，我们该有的发言权又该如何保证？
所以在五中全会的预备会议上，陆续有人表态不满，而这股不满的声音随着在苏俄的同志回来，并传达国际指示后，变得更加厉害。
谷雨要求陈绍宇、黎隆郅和黄浩三人都回来，结果陈绍宇不敢回来，说服了苏俄同志留在了莫斯科；黎隆郅想回来，但国际说他是托派，不让他回来；最后只回来了一个黄浩，而且他还带来了所谓的国际最新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