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语文教育如何开展的话题成了当今文学圈的重要话题，不少高校也参与其中，大家讨论得异常激烈。
无论最后结果如何，就目前的关注度和讨论度而言，这对于鲁院的计划已经是绰绰有余了。
“德宁！张姐！张副主编！”
刘培文故作不满，“你看看你，把我当什么了，燕京文学可是我文学之路的启蒙地啊，这就是我文学创作的第一故乡，我回老家看看还不行？”
“行！”张德宁笑道，“那你准备在老家置一房子啊，还是买点儿家具啊？咱们老家可是快揭不开锅了。”
“不至于吧？”刘培文挑挑眉，“光鲁院文学之友，今年的款项就差不多有二十万了吧？”
步入1995年，在寻找退稿之王系列活动暂停之后，文学之友的增长幅度明显减缓，不过人数还是达到了三十万人的规模。
作为鲁院的核心区域，文学之友在燕京的合作杂志也是最多的，燕京文学、人民文学、当代、十月、文艺报几乎都能拿到这笔经费，只不过有多有少罢了。
“实话说，要不是文学之友活动经费撑一撑，我们怕不是要上街要饭了！”张德宁叹了口气。
“今年一月号，销量又下滑了不少，照这个趋势下去，明年恐怕一期杂志连十万的发行量也没有！”
刘培文闻言，掏出稿子，“别急嘛，稿子这不就来了。”
张德宁满面欢喜接过来，一看标题，“上帝之城？讲什么的？”
“贫民窟，当然是国外的。”
听到是国外内容题材，张德宁略略有些失望，毕竟国外题材内容都与国内读者的体验相去甚远，哪怕写得好，有时候也很难冲高销量。
不过她立刻告诉自己，这可是刘培文啊，他早就不是当初带着文章上门、听话改稿，能在招待所里一住一个月的少年了。
如今他名满天下，在哪个杂志发稿，杂志销量依然可以创新高，哪怕整个市场都在萎靡，但他身上偏偏就有那种扭曲现实的能力。
张德宁翻开扉页，认真阅读起来。
《上帝之城》的字数不算多，十万字，基本上就是个中篇的规模，但这篇小说通篇都是“我”的视角串起，所以有些线索不免有些语焉不详，这让张德宁足足看了三个小时才看完。
等到张德宁放下稿子的时候，她的脸上满是唏嘘的神色。
“先问你个问题，你写的这些事情，是真实存在的吗？”
“地点、人物都有原型，只有故事是我编的。”
张德宁一时间说不出话，半晌才开口道。
“你这篇小说里，那种真实得近乎残忍的现实主义，只是阅读文字就让我胆战心惊，而且除了这个，还有两个细节特别打动我。”
“哦，怎么说？”
“小说里是从头到尾的暴力、凶杀，各种各样的负面情绪，故事的讲述人虽然自述是一个懦夫、不敢开枪，却也对这些犯罪熟视无睹、习以为常，这种来自灵魂深处的麻木真是让人害怕。”
“另外一个让我特别难受的就是小说里反复的逃离与失败。无论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都有人在尝试用不同的方式逃离贫民窟，抢钱溜走的、金盆洗手的，但是几乎全都失败，最后唯有一个胆小懦弱、不敢开枪的人，反而成了有希望逃离这里的人。
“往往大家认为，打破藩篱的应该是强者，而这部小说里却是弱者，这种反差反而让人深思。”
刘培文摇摇头。“其实某种意义上，主人公也不能脱离上帝之城。
看着张德宁眼中的疑惑，刘培文继续解释道：“阿炮的成功来源于他上帝之城居民的身份，这给了他拍摄照片的便利，让他获得了成功，可以想象的是，为了一步步走进‘报社’这样的上层社会，他必然要成为上帝之城的‘战地记者’，或许有一天，他也会丢掉性命。”
张德宁闻言，一时间说不出话来。
良久，她叹了口气，“优秀的文学就像镜子，培文，你这一部《上帝之城》，对全世界的读者都会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说罢，她拍拍稿子，“这么好的稿子发到《燕京文学》上，我忽然觉得我们编辑部有点配不上呢！”
刘培文乐了，“那我走？”
“不可能！”张德宁赶紧把稿子抱在怀里。“给你涨稿费！千字八十！总行了吧。”
这么多年，她倒是从没有忘记组稿的技巧。
“千字八十？”刘培文有点惊讶，“现在稿费标准最高是千字四十吧？”
张德宁哂笑，“得了吧，顶尖儿的这几家文学杂志，有几家真按着四十给的？别说像你这样的作家，哪怕是正经得过国内奖项的作家，怎么也要千字五十了。给你八十，是因为你值得！”
放下稿子，俩人聊起了天。
张德宁喝了口水，面色神秘，“对了，你知不知道，最近有个关于你的传言。”
“我？”刘培文有些意外。
第465章 领导，你让我感觉陌生
听到传言两个字，刘培文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自己在策划的新概念作文大赛。
“不会是有人把我发稿推‘语文教育’的事儿扒出来了吧？”他追问道。
按理说，这事儿目前也就是有数的几个人知道，而且都与自己是多年的交情，关键是又没有利益冲突，几乎都不可能外传。
“跟这个没关系。”张德宁笑了，“你呀，关心则乱！”
“那是什么？”
张德宁看看周围，弯下腰低声说道，“现在外面都在传，茅奖迟迟搞不下去，是让你给妨了。”
老BJ说“妨”，一般就是让人不幸或者倒楣的意思。
“我方的茅奖？我都不参加了！”刘培文哭笑不得，文学圈也搞迷信的吗？
“别怪别人瞎想，茅奖又延迟了你知道吧？”
刘培文想了想，“好像去年听于华讲起过。”
“去年那是第一次延迟，现在据说又要延迟了！”
张德宁介绍道，“自从上一届颁奖出了问题被你骂了之后，茅奖好像就跟着了魔一样，本来没有什么事儿，一再延迟，真是奇也怪哉。”
刘培文眨眨眼，“我怎么听于华说是因为有人不想让《白鹿原》拿奖呢？”
为了这事儿，他还给王濛打了个电话，王濛跟他承诺肯定不会让这种事儿发生，他才没再过问。
“可《白鹿原》今年又排进去了呀！”
张德宁说道，“之前大家都这么以为，结果今年重新提名的时候，人文社的程早春可是专门放出话来，就是要把《白鹿原》推荐进去，而且确实也进去了。”
张德宁说到这里，看看刘培文，“所以现在大家觉得，根子还在你这里。”
“为什么？真搞封建迷信？”
“你想啊，当年你那一个退出声明，看起来受伤的是你，可是评选结果出来之后，受伤的可就是茅奖了。
“从那以后，每每你拿到什么奖项、荣誉，这事儿就要被不少评论家、记者拉出来鞭尸、游街，还有不少评论家专做茅奖遗漏的精品小说的选题，这样一来读者们对于茅奖的诟病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反正有一就有二，我看啊，这届肯定也有上次的问题，要不然，这么多老作家为什么退出评审团？还不是因为大家都觉得很多像你的《投名状》这样的作品全票通过初选，还拿不了奖，又总是有一些没入选的作品突然拿到提名！这太不公平了！
“所以评审团一换再换，进度一拖再拖，说是你妨的好像也不为过吧？”
刘培文只觉得这个结果真实而荒诞，“你这么一解释好像还挺有道理。”
“你看你看，你也觉得是你吧？”张德宁抚掌大笑。
“行了，出去可别说我认可这事儿，我可什么都不知道。”
刘培文摆摆手，干脆甩手走人。
步入三月，鲁院终于迎来了第一批高研班的作家学员。
作为新体系的开始，从文协到鲁院，对于这一次调整都非常重视。
由于教学时间缩短到了原来的一半，课程进一步精炼的同时，还要确保培训的效果，对于优秀教学资源就更加倚重。
所以这一次的师资阵容也格外强大。
王濛、邓有梅、汪增其、李庆全、乐代云、宗谱……从小说、散文到编辑、美学、哲学，涉及文学与艺术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是群英荟萃、众星云集。
教学规格的提高、教学方式的改进、教学思想的深化……所有东西都在成体系的深化、改变、发展。不过对于高研班来说，最根本的还是在于钱。
在刘培文的坚持下，鲁院高研班坚决摒弃了收费办学的路子，完全出钱资助作家学习和创作。
一方面，不交钱，砍掉了文学教育庸俗化的可能，另一方面，由于国家负担了教育的经费，在教学上的主动权就完全收回到了鲁院之内，如何选材，如何培养，对于鲁院来说比原先的自由度高了很多。
比如说原来搞短培班，其实就是平均主义，各省的文协推荐一到两位作家，如此来组成短培班的成员。
早期搞短培班，鲁院还能坚持搞一下入学考试筛选名额，到后来，在各地文协的反映下，连这入学考试这一项都取消了，干脆就是“保送”。
长此以往，名额被各省文协垄断，总有人永远也不会入选，何况大量的作家并没有加入文协，相当多的优秀作家因此游离在鲁院的培训体系之外。
需要被教育培养的作家没有机会，各省文协却垄断着这个机会，这种机制的弊病逐渐暴露。
如今鲁院干脆连学费都不收了，为的就是打断这条被固化的教育路线。
从高研班开始，鲁院的选拔路径迎来了巨大的转变。现在高研班已经演变为所有作家都可以报名参与的、公平公开的教育培训内容。
以今年的第一期高研班为例，虽然各省文协里报名的作家依旧是多数，但非文协的作家也加入了进来，所有作家的录取方式都统一由鲁院根据作品特点和自身发展需要来进行安排，教学内容也不仅仅是教育，也有研讨、创意的环节和内容，一切都围绕着帮助当代中青年作家实现自身发展来做。
而为了解决各省文协和一些协会、单位对于特定写作方向、性别、地域的作家培养问题，刘培文则直接用定向培训班这个方法解决。
虽然高研班不收费，可是定向培训班的收费可是高了一倍，一进一出，虽然定向培训班的人数更少，但鲁院也亏不了太多。
“高研班的创立，在鲁院的发展历史上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作为第一届高研班的作家，我希望大家能够真正做到高研班中的高水平和研究性的发展方针……”
刘培文在台上讲完话，台下是阵阵掌声。
随后雷书言接过话筒，开始介绍相关课程的教师和作家、编辑们，就这样，第一节课就在作家们热情洋溢的讨论与交流中结束了。
燕京的三月，已经是春暖花开，三月初，上映时长足足两个半月的《没事儿偷着乐》终于结束了放映。
自去年十二月起，《没事儿偷着乐》打着首部国产贺岁档影片的名号，扛着大家从未听过的“贺岁档”大旗，在广电的暗中支持和中影的持续宣发下，取得了瞩目的成绩。
作为《没事儿偷着乐》小说销量最高的燕京，以及语言特色相同的津门，中影在这两个城市的电影宣发做得最为猛烈，不仅影院门口张贴海报，中影还按照刘培文的给的宣传思路，破天荒的在电视台投放了电影广告。
这样的宣传所取得的效果无疑是惊人的，一方面，冯拱这张家喻户晓的喜剧脸加上刘培文《没事儿偷着乐》在燕京、津门强大的影响力，瞬间把大家的期待拉了起来，另一方面，宣传中反复提及的贺岁档概念也开始深入人心。
果不其然，《没事儿偷着乐》上映首周就创造了500万元的佳绩。
不要觉得五百万元少，由于在此之前，票房大都是根据观影人数进行推算，现在这500万元已经是国内有票房统计以来首个达到这一金额的国产电影。
在目睹了《没事儿偷着乐》的票房佳绩之后，来势汹汹的《红番区》也一改此前的态度，积极配合广电的口径，一起宣传起了“贺岁档”概念。
作为1995开年引进大片中的首部大片，又有程龙的加持，《红番区》的观影热潮比想象中的热烈。
但由于电影类型差距很大，《红番区》的热映反而带动了《没事儿偷着乐》的票房，一时间，两部电影在贺岁档争奇斗艳，票房高歌猛进。
反倒是冯晓刚那部卡在1月1日元旦上映的《一地鸡毛》近况不佳，上映两个月，拿到三百万票房就匆匆下档。
最终，在两个半月的上映周期后，《没事儿偷着乐》的票房一举冲到了三千万的规模，虽然依旧比不上大制作的《红番区》9500万这个望尘莫及的数字，但三千万的票房对于制作成本只有不到二百万的电影来说，确实可以偷着乐了。
放映结束后，广电召开了《没事儿偷着乐》的电影座谈会，作为原著作者，刘培文应邀参加。
这场座谈会，导演杨亚洲和主演冯拱是毫无疑问的主角。
不过在谈及电影的创作时，俩人却不约而同地提到了那个影响巨大的人——刘培文。
冯拱发言的时候，言语里都是真诚。
“各位领导、同志们，作为电影的主创，无论这部电影取得了多么了不起的成绩，当我回望整个历程，这个电影的起点，正是刘培文老师答应1块钱把电影版权授权给我的那一天。
“我想，当时肯定我对作品的热爱打动了刘老师，但是如果没有刘老师的慷慨，这部电影不会这么顺利，如果没有刘老师创造性地提出‘贺岁档’这个概念，群众的观影热情也不会这么高涨。
“这一部《没事儿偷着乐》，无论电影内外，我觉得自己都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今年，我们争取拍摄出更加精彩的电影奉献给大家，争取用努力让‘贺岁档’我们电影界的一个文化名片！”
刘培文其实不怎么喜欢参加座谈会，因为他总觉得别人评价自己的作品的时候，自己会有一种头皮发麻的感觉，但这一次，他却格外的有成就感。
看着一屋子的电影人，刘培文心中默默想着，如此一来，国内的电影发展应该会比前世好得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