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托鲁第一个答应：“是的，因为《我的前半生》并没有提到这一部分，我觉得我可以合理艺术演绎，毕竟这属于陛下的后半生。”
顾骜听了，微微有些纳闷，因为他依稀记得，历史那部《末代皇帝》最后拍出来，貌似并不能算“处处透着无奈的悲剧”，最后溥yi确实是被改造救赎了。
可为什么如今这个贝托鲁却坚持不愿意体现救赎主题呢？
他似乎提到了，不够迎合欧洲三大电影节的评奖标准。
顾骜深思了一会儿，终于发现问题所在了。
首先，贝托鲁对三大电影节的价值评判导向认识是非常准确的。
那伙欧洲学院派老爷们眼光非常毒辣，人家不但喜欢悲剧，而且只喜欢那种绝望的、到电影最后一秒也看不到救赎和出路的悲剧。
你主角的悲惨遭遇必须死得透透的，不光肉身虐主，灵魂也不得救赎。
换句话说，你要营造一个人性的“无解”，你才能拿三大电影节大奖，人物和人性一下子立起来了，无数学院派老爷为你鼓掌。
有解，有出路，会被毙掉，被唾弃为“媚俗迎合观众”、“不虐主”。
相之下，奥斯卡商业一点，也“庸俗”一点，你前期可以一样苦逼深邃。但最后稍微救赎、灵魂升华一下、或者小团圆小确幸一下，评审团也能容忍。
所以历史那种《末代皇帝》的拍法，充其量只能拿拿奥斯卡金像奖，但绝对拿不了欧洲三大电影节主单元大奖的。
《肖申克的救赎》如果想拿去欧洲评三大电影节，那它应该在老囚犯出狱后绝望吊自尽那儿戛然结尾。最后拖到救赎出来了，那对不起，你别来欧洲了，乖乖跟着美国人的奥斯卡庸俗吧。
……
想到这儿，顾骜突然意识到一种可能性：丫的不会是因为贝托鲁提前了四年多来华，所以他自身的心路历程还没调整过来，所以还一心扑在“欧洲三大电影节”，而没注意往奥斯卡发展吧？
这是很有可能的，毕竟他今年才刚拿戛纳金棕榈提名呢，热血尚未冷却，说不定一心憋着一股劲儿，想真正拿一座金棕榈或者金狮。历史要被蹉跎个四五年，发现无法登顶艺的最高峰，才颓废地去追求奥斯卡金像奖。
顾骜便一针见血地指出：“贝托鲁先生，我觉得你可不可以考虑换个推广思路呢？如果你拍这部电影，一开始不是奔着欧洲三大电影节去，而是拿到好莱坞，参选奥斯卡，那么人性的救赎、有解之类的，都不是问题了。
好莱坞对艺术片的调性容忍性，可三大电影节宽松一些，他们能忍受一个被救赎的主角的，甚至于他们是主动希望看到救赎。”
贝托鲁茫然一愣：“放弃三大电影节？奔着奥斯卡去？我32岁拿过奥斯卡最佳导演提名了，我现在盯着的是金棕榈奖杯！”
人都是这样的，容易得到的东西，不容易珍惜，还没得到的才是最好的。
其实吧，奥斯卡的b-i'ge也没这么低，但偏偏贝托鲁9年前、刚刚32岁的时候，少年得志拿过奥斯卡最佳导演提名了。所以在他心里，始终偏执地觉得三大电影节奥斯卡值钱。
何况，他是搞“艺术”的嘛，又不是搞“商业电影”的。1980年代的西方，艺术片导演对商业片的歧视是很明显的，有点儿像21世纪的严肃作家歧视写手。
要到苏联解体后、美国赢得了对全球先进化的意识形态定义权，情况才根本性改变。
顾骜只能对症下药继续劝说：“你只是拿了最佳导演提名而已。在奥斯卡也不能算走到头了，说不定这次还能拿到获奖、甚至直接拿到最佳影片呢？美国人目前的意识形态，也是倾向于对华友好、发掘历史厚重的，做人要顺势而为。
相之下，倒是法国人和意大利人对于自身的化优越感非常强烈，不怎么看得国的历史积淀。我觉得你只要肯投入，这部片子去奥斯卡肯定会有不错的收获。”
顾骜的话，句句都劝在了点子，一看乔英华这种不懂洋人评奖倾向的外行人高到哪里去了。
贝托鲁终于有些意动。
“可是，这种电影注定票房是好不了的，一开始让人一眼看出无法去拿三大奖，投资人会犹豫的。国的票房市场又那么小。何况，我在好莱坞已经多年没有合作愉快的发行商和宣传商了，9年前合作过的朋友好几个都退休了。”
虽然他还在解释，但肯解释说明已经在想操作层面的事儿了，合作意向算是解决了。
顾骜越俎代庖地建议道：“投资和拜票的事情，我相信你只要跟王妃好好恳求一下，会解决的。现在的关键，是在编剧基调取得双方统一，至少要拿出一个双方都接受的剧情范围大纲。后续创作可以慢慢来，保证不超纲行。”
贝托鲁想了想，对乔英华摊牌：“看在顾先生和王妃的面子，我接受这个条件。我们先弄出一个双方都接受的剧本大刚来，然后剧本的具体创作，由我找人完成，我不要你们视公司的编剧团队。创作完之后你们拿去给有关部门审核一下，通过拍，通不过算了。”
乔英华想了想，对方都已经同意交出终审权了，想掌握创作过程，也是应该的。
只能让视那些编剧组的人失业一把了。
其实也不叫失业，毕竟都是央企员工，无非是不用干活白拿工资罢了，说不定视的编剧组听到这个消息还会暗爽呢。
第248章 刚正不阿
经过沟通，顾骜对于贝托鲁和《末代皇帝》的态度渐渐明确下来：既然阻止不了，而且这个时代要刷奖没有别的选项，那么顺势推一把吧。
艺术片的收入性利益没什么好眼红的，本来没多少。
剩下值得谋取的，无外乎名声、人情、人脉、历史地位这些无形资产。
名声和人脉属于基本操作，顾骜都有过两次经验了，具体没什么好赘述的。
“历史地位”方面，会谈结束后，顾骜想到了一个可以运作的点。
顾骜前世对《末代皇帝》的很多幕后了解，都来自于矮大紧的脱口秀节目。
他由此得知《末代皇帝》是历史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被政府许可在紫禁城里拍摄的商业/艺术电影（资料性的不算），影片耗资巨大，方给予的配合程度也非常惊人。
虽然，当时的客观环境而言，“到紫禁城里全程实景拍摄”这个噱头，对于后来影片拿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着实起了一定作用。
但站在后人的角度来看，这种配合尺度和殊荣可能有些过了。尤其是后世到了21世纪，民间氛围逐渐变得皇汉，很多人士对一部晚清戏占据这个唯一的历史地位忿忿不平。
顾骜觉得，自己完全可以扮演一个孤独的先行者，书言事，表明一下个人姿态，用“保护化古迹”的大义名分，反对一下剧组进入紫禁城实景拍摄，并建议建立专门的影视拍摄基地。
“保护物古迹”的理由，物理和科学层面当然是充分站得住脚的，因为很多古物都经不起过度曝光，每年的累计照明光通量都是有限额的，否则会加速老化。这也是很多博物馆里之所以禁止拍照的原因。
同时，顾骜也知道，他这种反对最后当然是会失败的，所以无非是捞取这个首倡名分的义旗——这有点像梁思成、林徽因夫妇，在建国初年书言事保护京城的古城墙，乃至其他一些传统建筑。
虽然梁思成和林徽因注定是失败的，没能保护什么东西，但后人会记住他们的功绩。
到了21世纪，社会舆论宽松后，多少公知青乃至普通知识分子，开始各种纪念梁思成，甚至形成了“每当京城如何如何时，我们都应该想起咱欠梁思成老先生一个道歉”的红句式。
顾骜今天表个态，在历史留档，将来社会变得开始尊重历史和古明后，自然会有人站出来为顾骜的超前想法鼓吹。
甚至眼下为此稍微被化bu有关领导批评两句，也在所不惜，反而可以为顾骜将来毕生的正确打一打悲情牌，把他打造成哥白尼伽利略式的悲情英雄。（而且是最终成功了的，不是伽利略这种一辈子扑街的）
……
定下了这个思路后，一行人刚刚离开化bu的办公大楼，顾骜截住了贝托鲁：
“贝托鲁先生，我还有一点希望您配合——刚才我听乔总说、如果您接受拍摄任务，部里愿意给予最大限度的配合，包括在紫禁城内全程实景拍摄这一前人从未有过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