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政权自元太祖忽必烈公布《建国号诏》，取《易经》中“大哉乾元”之意，正式建国号大元，在忽必烈死后皇帝更换频繁，国祚虽只有九十八年，可却经历了十一个皇帝，其中忽必烈自己就占了二十四年。
元朝政权虽然短暂，但是也经历了历代王朝由盛转衰的过程。
到了元朝中后期，由于皇权争夺，元朝统治阶级的力量本来就遭到削弱，又有统治阶级贪污腐败，贿赂公行，元朝贵族和地主阶级大量兼并土地，广大农民失去土地。
百姓生活极为困苦的情况下，为了维持统治集团的利益，保证无节制的奢侈用度，还对百姓征收高额赋税，但即便如此，依旧迎来了元朝财政的困局。
为了解决困局，当时元朝丞相拓拓进行变法，而变的恰恰就是钱法。
当时的社会危机而言，经济与财政危机确是元王朝的心腹之患，脱脱复相后，为了让垂亡的元王朝起死回生，不计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的激化以及吏治腐败、行政运转不灵等问题，直接处理经济与财政问题。
至正十年，由吏部尚书偰哲笃、左司都事武祺建言变更钞法，其主要方案是印行新式交钞，俦至正铜钱，以交钞为母、铜钱为子，一贯交钞可兑换铜钱千文。
同时，原有的中统钞、至元钞、历代铜钱仍可通用。
元代钞法基本上实行的是银本位制，钞银之间有相对稳定的兑换比率，所以，尽管此前多有多印滥发之弊，但毕竟未脱出基本的货币规律，还在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钱法还算行得通。
偰哲笃等人的建议则是取销了银本位制，以只是价值符号的交钞为本根，使纸币的发行失去了价值基础与制约，再加上同时流通若干种货币形式，最终的结果就是导致整个王朝货币体系的大崩溃。
此变法进行仅一年时间，民间就基本上已经不再流通纸钞，而是以钱币或以物易物的方式进行。
变钞法前，元王朝每年印造数多为百万锭左右，变钞法后即加至二百万锭左右，到至正十五年印钞数已高达六百万锭。
无节制滥伐交钞带来物价飞涨，币制混乱等一系列危害，以至整个元朝货币体系的崩溃。
新钞法发布后，脱脱即要有关大臣计议黄河决口问题。
自至正五年河堤溃决至此已五年有余，对整个黄淮地区的影响十分严重，但朝臣们对这一问题却难以达成共识。
漕运使贾鲁主张重修堤防，使黄河复入故道，其他朝臣多持异议。
顺帝命工部尚书成遵、大司农秃鲁前往决口处巡视，两人于至正十一年初遍访决口所及地区，行程数千里，深知沿岸民众情绪及社会之不安定，返朝后力主不可修河。
即便遭到反对，脱脱依旧坚持己见，奏请顺帝，任命贾鲁为工部尚书，又使其兼总治河防使，总领治河事宜。
为了治理黄河，至正十一年四月，顺帝诏开黄河故道，发黄河南北民丁十五万及庐州等地的军队两万，修复决口堤防，加固北岸堤防，至十一月，便使黄河水完全归入故道，治河取得了成功。
可以说，贾鲁治河之策与脱脱治河的决心都是正确的，尤其是脱脱治河之动机是利国利民的，但他没有客观地分析民众与社会的承受能力，使治河之盛举行之非时，不幸被成遵言中，直接引发了韩山童领导的红巾军大起义。
韩山童出身于佛教支派白莲教世家，顺帝时成为北方白莲教主，在黄淮地区的下层民众中有很大的号召力。
此时韩山童与刘福通等人借传教为名，暗中准备反元复宋的宣传与鼓动。
他们在得到元王朝要修治黄河的消息后，即派人凿刻了只有一只眼的石人，上面刻有“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十四个字，埋入修河必经之堤段。
同时，又唆使信徒们四处散布民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至正十一年四月下旬，治河民工挖出独眼石人，消息通过河工迅速扩散到各地，为大起义的爆发创造了有利条件。
五月，韩山童、刘福通等人聚众三千人，在远离河工的颍上祭告天地，誓师起义，其口号是：“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
他们打出了反元复宋的旗号，号“香军”，由于起义者均头裹红巾，故称红巾军。
由此也揭开了元末群雄逐鹿的战争，而最终的胜利者就是明太祖朱元璋。
后世人多以为元朝是修黄河把王朝搞没了，其实元朝当时的黄河河工还是很成功的，十余万人聚集在一起也没有发生大的动乱。
只是在赈灾过程中，各级官员大肆贪污赈灾钱粮，真正到老百姓手中的钱粮，已经所剩无几。
百姓看到了朝廷的态度自然是不愿意接受的，而且反抗情绪极强，在这样的情绪带动下，许多百姓都认为元朝皇帝毫无仁德之心，应该推翻。
在民谣的煽动下，又有韩山童聚众举起反旗，这才让元末各处狼烟四起，烽火遍地。
魏广德也没发觉到他把行海运、革钱法和修迦运河凑到一块，看似还真有些像元朝的统治方式。
此时被张居正点出来，魏广德一时还真不知道该怎么接话。
好在此时吕调阳又发声了，才打破了眼前的尴尬。
“首辅大人，我看次辅只是就事论事，虽然我不知道革钱法是什么意思，可我相信魏阁老没有坏心思，都是为了朝廷着想。”
听到吕调阳的话，张居正看了眼魏广德，这才面色稍缓，说道：“我知道善贷不是这样的人，只是这些事儿凑到一块去了，难免不让人多想。”
这时候，魏广德知道自己也要说话了，不然非被张居正坑死不可，于是开口说道：“修河之事，可不是我提出来的，是首辅大人所思。
我是反对修河的，只是在首辅大人提出开胶莱运河一事上反对，而是支持工部早年就提出过的迦运河。
这和前元黄河河工可不是一回事，首辅大人若将其混为一谈，善贷可也不服。”
没敢等张居正开口，吕调阳就急忙插话道：“我记得早年间是有这么个动议，不过因为耗费财力太大被废置了。
今日听善贷所言，这迦运河就可以解决漕运问题？”
幸亏今日有吕调阳在，他也算个实务派，所以希望把大家商议的话题引回正轨。
“这迦运河起自邳州，利用附近大、小迦河水系贯通南阳新河，就是隆庆元年完成的河工。
只是当时商议河道之时颇多掣肘，所以朱尚书选择了比较中立的方案，只是将新河东移，远离黄河，这样可以保证在黄河泛滥之时不受水患影响。
但是黄河过徐州段，终究是一个大大的危害，近些年决口多在此段。
之前首辅大人找我商议，提及胶莱运河时，因当时我不在朝，所以不清楚情况，找工部询问过此事，才忆起有这么个事儿。”
魏广德这会儿叔大也不喊了，直呼首辅大人，可知心中也是有气的。
被人扣帽子，还是大明立朝百多年后，能不气吗？
“就是说工部有意绕过徐州建新河？”
听到魏广德是在工部知道的消息，吕调阳急忙追问道。
“工部的意思，要保运河畅通，唯有开此新河。”
魏广德说到这里略一停顿，想到当时和朱衡商议，于是接着就说道：“此段河道长约三百里，开凿起来确实费时费力，所以我和朱尚书当时商议时就有意，将此河工列为五年完成，而非之前大征民力，抓紧时间尽快完工。
如此，也可以让此巨额支出可以分数年拨付，对朝廷财政不够成太大压力。
分五段开凿，则不须动用附近民力，仅地方上民夫即可，农忙时民夫放归家中耕种，只在农闲时发工开凿，对地方上影响也极小。”
“这么说来，此议可行。”
吕调阳听了魏广德的介绍，当即也动了心。
可以说在内阁里，真正支持海运的只有魏广德一人耳，其实吕调阳和张居正的看法相似，都担心大海行船的安全，并不愿意发展海洋事务。
实在是风险难料，既如此不如不碰。
在真实的历史上，虽然隆庆六年由高拱支持下，朝廷将每年海运漕粮十二万石定为永例，但是在次年，也就是万历元年，高拱被驱逐后，就因为福山岛漕船毁损一事罢停。
而在废除海运漕粮后，张居正也担心黄河水患再次阻碍漕粮北运，所以翻出被高拱自己放弃的胶莱运河之议。
可以看出，在历史上的万历元年，张居正除了提出考成法外，其他的作为多是在拨乱反正当初高拱的施政策略，几乎将高拱的国策全部废弃，又将高拱废弃之策全部搬出重新研究。
等魏广德注意张居正时，见他此时已经低头，似乎也在思考。
确实，朝廷一次性拿出数百万两银子开新河无异于天方夜谭，根本就支持不起这样的国策。
可若是将几百万两银子的支出分五年完成，一年几十万两银子，貌似又有可行之处。
张居正之前预算胶莱运河时，就是考虑朝廷拨付几十万两银子，山东地方筹集剩余差额。
虽然这样会造成山东百姓一年的赋税上涨，但一年时间完成胶莱运河后，商贸发展也会惠及百姓，还是之后无数代，也算是功在千秋荫庇万代的大好事。
不过魏广德提议建新河的事儿，貌似更有利。
毕竟元朝就尝试过胶莱运河，之后废弃，高拱当初也派人实地查勘过，也是言不可行。
看见，胶莱运河开通确实有巨大的风险存在，这不是财政能不能负担的事儿，而是能不能达到预期效果，也就是走漕船。
倒是改运河，在邳州改航道的事儿听起来似乎风险更小些。
张居正既然关注漕运，自然知道绕不过去的就是徐州段，此处行船风险极大，史书中有“徐、吕二洪者，河漕咽喉也，自汉唐来，粮运皆避之”的说法。
“工部认为开凿新河道，避开徐州段运河，就能保漕运畅通？”
张居正此时也不想逮魏广德的小辫子，关键这些可以作为攻讦的借口，但说出来也得有人信才行。
大明快二百年基业了，还扯前朝，谁信啊。
倒是魏广德说五年开河，只召集沿河民夫利用农闲开凿新河的方式，确实很有吸引力。
“从南阳新河可知，只要运河避开黄河，航道就不会受到威胁。”
魏广德很直接的说道。
这点确实已经验证，当初朱衡主持的新河，虽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徐州段运河的问题，但这几年黄河水患都没有威胁到新河，这就是明证。
“给工部下条子，让他们再次辩论胶莱运河和迦运河之利弊，看到底哪头更合适。”
张居正毕竟是首辅，他更多的还是考虑国政。
虽然身边有人建议依旧维持原运河河道，发民夫筑河坝、疏浚河道，保持运河畅通，可黄河水患终究无解。
若是迦运河真能避开黄河水患，似乎也是可以考虑的。
第888章 977求降
从首辅值房出来，魏广德回到自己值房，就直接提笔给工部下了条子，要求他们重新讨论胶莱运河和迦运河之利弊，同时对两条运河所需耗费进行大致估算。
惟一单独注明的，就是迦运河按照五年时间，利用农闲时间开凿而不是如这时期朝廷其他河工那样，一次性征集大批民夫连日连夜赶工，争取最短时间完成的模式。
条子写好后，魏广德把条子交给芦布，让他派人送往工部，直接交到尚书朱衡手中。
魏广德不知道的是，今日不经意的意见以及和张居正在值房里发生的争论，对大明的历史走向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原本历史上，自弘治年后，黄河逐渐频繁地于归德、曹、单和丰县一带向东决口，洪水漫淹鱼台、沛县一带泗河，运道屡被淤塞，山东南部运河不再畅通。
时任工部及总河都御史翁大立于隆庆三年和四年，先后三次向朝廷奏言：改开新渠，以避黄泛。
“于梁山以南别开一新渠，以避秦沟、浊河之险.....比来河患不在山东、河南、丰沛，而专在徐、邳，故先欲开泇河口以远河势。经久之策……在开泇河以避洪水”。
翁大立的建议，当时不仅未被采纳，自己还因延误漕运而获罪罢官。
然而自他开始，却引发了一场长达三十七年的“泇河之议”。
隆庆五年四月，黄河又在邳州决口。
这时工部尚书朱衡又奏请开泇河，于是朝廷命礼科给事中雒遵前去勘察。
雒遵勘察后上言，开泇河虽然取道便捷，但施工实在艰难，并列举了“开泇三难”。
隆庆皇帝看了这个奏议，下令再次勘查。
这一次，总河都御史万恭回来后对朱衡讲述所见所闻，让朱衡转变了看法。
奏报开泇“有三难，大略如遵指”，并说现在的漕河已经畅通了，徐、邳之间堤高水深，不必再另行开河了。
这个奏报再加上万恭提出的“开泇六难”、“永罢开泇之策”之议等，使朝廷上反对开泇的意见占了上风，这样开挖泇河的事也就作罢了。
朱衡当着魏广德的面再次提出开迦运河，其实也是相对于胶莱运河，开凿迦运河要实际一些。
最起码，新河完工后可供漕船通行，而不是如胶莱运河般，因为水量关系只能过吃水较浅的船舶。
时光又至万历三年二月，时任总河都御史的傅希挚再次上疏朝廷，重提开挖泇河。
他在《开泇疏》中系统阐明，治理黄河应当从它最大的祸患着眼，一定要使它从根本上得到治理。
傅希挚在疏中批驳了开挖泇河的“三难”之说，称自己派钻探、测量和绘图的专人到“三难”的地方逐个勘察，得出的结论是可以解决上述难题。
傅希挚关于开挖泇河的奏疏，详细写明了解决办法，如此深入详实、精准透辟，入情入理，势如高屋建瓴，实为一篇治水理论的杰作，这与一些官员奏章中常有的那种空泛、教条、庸冗之风，形成鲜明对照。
其基于实际的真知灼见，产生了强烈的说服力，这不能不使当时的万历皇帝为之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