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广德知道，这事儿应该不假，张吉不会没脑子信谣言，叹口气说道：“我去看看。”
魏广德出了值房，径直往宫门走去，芦布在他身后亦步亦趋跟着。
出了承天门，魏广德在宫门外广场上看到张吉，此时张吉已经快步迎了上来。
“老爷，欧阳老爷路过归德府一病不起，养了半个多月也没见好，之后人就没了。”
张吉把一封信交到魏广德手里，魏广德抽出来快速看了眼。
信是欧阳一敬身边长随写的，按照规矩，像欧阳一敬这样有官身的官员病故是要报官的，朝廷也会优抚。
品级够高的官员，还会按照生前对朝廷的贡献，赐予谥号一类的奖励。
谥号是指社会地位相对较高人物死之后，后人按其生平事迹进行评定后给予或褒或贬评价的文字，始于西周，曾广泛通行于汉字文化圈。
评价一个人物的是非功过，往往不是只言片语就能叙述清楚，古人为了方便对历史人物盖棺定论，选择用谥号来进行概括。
总的来说，古代历史上的皇帝、皇后以及诸侯大臣等社会地位相对较高人物，在其去世之后朝廷会依据其生前所作所为，从而给出一个具有评价意义的称号，这就是通常意义的谥号。
谥法初起时，只有“美谥”、“平谥”，没有“恶谥”，但自周厉王因为暴政“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等被谥为“厉”后，“恶谥”也就出现了。
谥号的选定根据谥法，谥法规定了一些具有固定涵义的字，供确定谥号时选择。
上述三类谥号，一般属于官谥。
此外，还有“私谥”。
私谥，是有名望的学者、士大夫死后，由其亲戚、门生、故吏为之议定的谥号，“私谥”始于周末，兴盛于汉朝。
不过别看欧阳一敬在京城闯出了“骂神”的称呼，但他本人品级太低，都给事中其实就是正七品官员，当然是享受不到赐谥荣誉的。
“芦布，你去礼部一趟，把事儿告诉赵贞吉，请他在归德那边上奏后尽快处置此事，安排驿马送灵回乡。”
魏广德转头对身后的芦布吩咐一声，芦布得了吩咐马上就往不远处的礼部跑去。
“张吉，府里安排个懂这些的老人，带两个护卫马上去归德府，一路护送他们回彭泽。”
魏广德又对张吉吩咐道。
现在欧阳一敬肯定是留在归德，要等朝廷这边下文安排后才能继续往回走。
“知道了，老爷。”
张吉答应一声。
“唉，想不到会这样，早知如此就该强要他先去福建避避风头。”
魏广德心知是路途原因把人熬没的，不过病因必然是他的心病。
人就是这样，精气神足的时候，就算有什么也能挺过来。
可人要是没了精气神，一点小病可能就会变成大病，甚至就如欧阳一敬这样，直接就挂了。
做为同乡，魏广德是必须做这些安排的，不然会被其他老乡视为没有亲情。
“你派府里人把消息传达给在京的江西老乡，这事没必要藏着掖着，估计归德那边的上奏应该也快抵京了。”
魏广德又对张吉说完，这才转身朝宫门走去。
在魏广德离开后，张吉也马上回魏府，按照魏广德的吩咐派人出去办事。
不过一日，欧阳一敬病死归途的消息就在京城传开，几乎在瞬间就唤醒了朝中官员已经淡忘的那一丝警惕。
虽然欧阳一敬不是因为受到高拱打压忧郁而死，但是绝大部分官员还是把矛头指向高拱，这让高拱是气愤不已。
诚然，在进京城前他确实考虑要收拾欧阳一敬，但最多就是想办法把人要么罢官，要么丢到云南那边去，并没有想要弄死他们。
他和严世番不同，可没想着要斩草除根什么的。
但结果是，自己什么也没做，屎盆子还是扣到自己头上了。
只不过又是两日后，礼部再次收到淮安府奏报，乞归养病的原湖广布政司左参议胡应嘉在家中病故。
一时间，京官们更加不好了，每当看到高拱的时候如同看瘟神般。
虽然都是病故，可这年头人迷信，当初弹劾高拱的两大都给事中在极短的时间里先后病故，大家自然都觉得不正常。
甚至都有人私下里相传，怀疑是高拱派人做的手脚。
从张吉口中听到这个消息，魏广德只是微微惊讶，当然是不会相信，虽然他相信高拱或许有这个能力。
可是重点是，不管是欧阳一敬还是胡应嘉，大家其实只是立场不同，并没有到非生即死的程度。
政治斗争是很残酷，可是远没有到要致人死地，罢官、流放，就已经是很重的报复了。
隆庆三年，就在这样古怪的气氛中过去，魏广德把之前写的关于在施行“一条鞭法”过程中，尝试增加“摊丁入亩”的章程，还有向宗室征税、开矿的章程递送进皇宫，但除了不时被隆庆皇帝召去询问外，隆庆皇帝始终没有给出明确的态度。
魏广德也明白，此事急不得，毕竟涉及国策，皇帝考虑周全才是对的，而不能仅仅因为眼前貌似“触手可及”的利益就贸然行事。
只是，他给隆庆皇帝写的那些章程，其实都有副本落到高拱手里。
在内阁，高拱虽然从未找魏广德询问过什么，但那些章程他可没有少看。
只不过这些东西到了高拱眼中怎么想的，或许也只有他和隆庆皇帝才知道。
当然，对于这些，魏广德也有猜测，但是也没怎么上心。
比在皇帝那里的信任，魏广德清楚他是拍马也赶不上高拱的。
只是让他始料未及的是，隆庆之后的万历皇帝衷情于四处开矿增加内帑收入，竟是源自他写给隆庆皇帝的奏疏。
隆庆四年正旦大朝会，亦如以前几年一样，隆庆皇帝高坐在御座之上，只是气色明显没有以前好。
魏广德偷眼看了看高高在上的皇帝，脸色有些苍白，显然没少在后宫耕耘。
不过说来也怪，隆庆皇帝后宫佳丽不少，可真正开花结果的唯有那个曾经的裕王府宫女，现在的李贵妃。
或许是易孕体质，隆庆二年的时候，李妃为隆庆皇帝诞下第二个儿子朱翊镠，在皇室排行老四，倒是让隆庆皇帝高兴了好一阵子。
皇极殿内，文武群臣及四夷贡使向隆庆皇帝行庆贺礼后，有旨，免宣表，免百官宴，赐节钞钱。
这点倒是没有出乎大家的预料，除了隆庆元年和二年外，隆庆三年就是这样，皇帝御黄极殿接受百官和贡使庆贺，之后也是这样。
皇帝退殿以后，大臣们鱼贯而出，领取各自的节钞钱，就准备找地方吃饭。
正旦大朝会，百官到宫门外集合还是很早的，所以大多只是吃了点东西垫垫肚子，折腾了半天早就饿的前胸贴后背了。
至于赏赐的节钞钱，其实也就那样，一叠擦屁股都嫌硬的宝钞，还有宫里铸造的金银钱。
魏广德每年领到的宝钞都是不少，比如正旦的宝钞就达一百贯，如果放在明初那就当一百两银子使。
不过这是隆庆年，宝钞价格早就跌得不成样子，若不是缴税和过钞关有用，可能民间会直接丢弃。
至于明廷铸造专门用来赏赐的金银钱，品相看上去不错，几乎代表着这一时代大明朝最好的铸造水平。
这些金银钱比官铸铜钱略大，材质是按一定比例参入金银铜料铸造而成，所以摸上去手感比铜钱好许多。
魏广德今年的节钞钱依旧是一百贯宝钞和十枚金钱，按照现在的市价，这十枚金钱大约相当于十两银子，或许能多一些，毕竟是宫里出来的，货真价实的金银，可不是参入铅等不值钱材料的劣钱。
内阁几个人走的一路，这时候可不好和六部五寺的人一起，和本衙门的人坐一桌才显得亲切。
高拱回朝到目前为止，大抵上还是和大家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并没有因为政见不合产生激烈的分歧，所以内阁现在的气氛还算不错。
几位阁臣在宫外找了家大酒楼，要了个雅间就围坐在一起，吃吃喝喝。
“听说，今年鳌山灯会，宫里前前后后花了二十多万两，超过以往数次。”
酒席上，殷士谵开口说道。
“这两日应该就要封场开始布置了，到时候看看今年的鳌山灯会又是多么壮观。”
魏广德乐呵呵接话道。
来到明朝，进了京城以后，每年的鳌山灯会他都是一次不拉。
一开始是为了和裕王偶遇，后来是因为知道嘉靖皇帝也会在城楼上观赏，到现在，不知不觉已经养成了习惯。
或许，这年头娱乐活动少的缘故吧。
北京城，又不象南京，每年还有选花魁的活动，鳌山灯会就是唯一的选择。
第760章 859京察
大明朝，虽然初几头就要开衙，可是官员们的心思并没有收回，依旧沉浸在过节的氛围中。
这样清闲的气氛，会一直持续到正月二十多，也就是元宵节之后十天，因为在正旦节放假三天，而在元宵却是放假七到十天。
具体是放几天，是有钦天监来定的，或许是通过某种阴阳术来确定，最后报皇帝批准。
正旦到元宵，相差不过十来日，官员们自然也不会收心，认真处理国事。
当然，像兵部这样要紧的衙门会例外，毕竟涉及兵事都不是小事儿。
而且，各衙门也会在这段时间安排好人事值日，其他人则只是去衙门点个卯，然后就自由活动。
不过这只是大部分衙门是这样，除了兵部外，吏部和都察院这段时间也是非常紧张的，因为他们还要忙着京察。
明代京察制度建立之前，对京官的考核主要采用考满的形式。
但考满制度偏重于官员在该职位所做出的成绩，并且考满三年一考，对官员三考也就是九年时间才进行黜陟。
由于考满周期过长，对贪婪不律的官员，不能及时进行罢黜，中间需要定期或不定期对官员进行考察，来保证官僚队伍的纯净，京察制度便逐渐建立起来。
京察是对全体京官德行和能力进行的考察，旌别贤否，惩黜不法官吏，整顿官场风气。
任何新生事物都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明代首创的京察制度亦是如此。
洪武六年九月，明太祖朱元璋下诏对京官三十个月进行一次考核，每考可升一等，这就是京官考满制度的雏形。
洪武九年十二月，规定每岁一考，九年为满。
洪武十四年十月，又对京官的考核方式，及考核周期进行了规定，五品以下京官由其所在衙门堂官对其填写考语。
考核结果或是称职之语，或是平常之语，或是为不称职之语，三年为一周期，九年通考黜陟。
四品以上官员的任满黜陟，由皇帝直接决定。
明初定制，“京官考察，即行黜陟于考满之时”，洪武时期以考满形式对京官进行考核，此时尚未有十年或六年京察之说。
在经历过一段对京官无定期考察之后，至天顺八年才又下旨规定，对京官十年一察。
据《大明会典》记载：“天顺八年奏准：每十年一次举行，不拘见任、带俸、丁忧、公差、养病、省祭等项，俱公同本衙门堂官考察。”
考满制度规定京官九年通考黜陟，而京察十年一行，京察时不少京官或已改任它职，因此京官十年一考察具有不完善性。
于是在弘治九年二月，吏部郎中黄宝率先提出京官六年或九年进行一次考察。
对此，弘治皇帝并未引起重视，自然也没有因此就下旨。
弘治十四年七月，吏部复议南京吏部尚书林瀚等人，重提京察周期过长，地方官员三年入京一次进行朝觐考察。
内外武职官员也要五年接受一次考选，只有两京五品以下官员的考察十年才进行一次，间隔时间太久。
明孝宗对此也表示认同，但但依旧没有下旨改变京察制度。
一直到弘治十七年五月，吏科给事中许天赐以灾变上奏，再次请求京官六年一次考察。
由此也可以看出，利用灾变请求调整国策，其实在明朝中期就已经开始，也成为改变国策的一个机会。
或迫于朝中大臣的反复提议，弘治十七年六月，明孝宗终于下旨：“令两京吏部各会同都察院并各衙门堂官从公考察，今后每六年一次，著为令。”
自此，六年一察制度才完全建立起来，但由于特殊情况的发生，有时并未严格遵守六年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