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中！”
“哗——！”
阁外蜀地举子人群中，瞬间爆发出难以抑制的惊呼！
程建用等人激动得脸色通红，几乎要跳起来！
甲中！这是韩绛今日给出的唯一一个甲中！是超越章衡、苏轼的评价！
韩绛双手虚按，压下喧哗，继续宣布最终结果。
“本次比试，蜀方胜！”
听到这个令人难以接受的结果，福建举子们一片哗然，不少人脸上写满了惊愕。
“赢了！我们赢了！”
“陆兄大才！壮哉我蜀中文脉！”
蜀地举子们的欢呼声则是如同决堤的洪水，瞬间淹没了整个马季良园，连日来被轻视的郁气一扫而空，代之而起的是扬眉吐气的自豪。
林希脸色瞬间变得非常难看，他紧抿着嘴唇。
年轻的章惇亦是猛地抬头，锐利的目光如电般射向陆北顾，带着明显的不服。
章惇对着韩绛大声道：“策论文章，请韩学士允许我等一观！”
韩绛自无不可，命从人挨个将六篇文章贴到了阁楼上。
在贴第一篇的时候，他特意对着苏轼说道：“汝之文章，本想评甲下，奈何‘三杀三宥’之典闻所未闻，定不存于史籍，故而黜落甲等，仅得乙上之评。”
听了这话，众人更加好奇。
这么说，苏轼的策论，其实同样写的非常出彩？只是因为编了典故才被从甲等黜落？
于是，众人纷纷看去。
陆北顾也凑过去仔细看了看，苏轼的这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跟历史上一模一样。
他忍不住以手扶额。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果然又写嗨了！”
第290章 章衡之文
而后，众人又看向第二篇被贴上去的，也就是苏辙的文章。
苏辙的这篇策论虽然不如其兄苏轼文采飞扬，但也不失为中规中矩的应试好文，可以说是论据充分、引经据典，整体结构很完整，而文辞也同样不俗。
有了苏轼、苏辙兄弟珠玉在前，众人对于韩绛的评等标准，其实已经没什么争议了。
苏轼的文章确实好，但他也确实自己写嗨了现编典故。
对此，苏轼自己也马上就承认了。
而按照规矩，写的再好也不能给他甲等。
不然的话，以后写文章，大家全都是“沃兹基硕德”了，引经据典也就失去了意义。
——这是原则问题，韩绛肯定不能含糊。
后面林希和章惇的文章，果然也就是与苏辙文章的水平在伯仲之间，都是那种“很不错但不够完美”的应试文章。
而当章衡的文章被张贴出来，阁内外的目光瞬间聚焦其上。
到了这篇被评为“甲下”的文章，明显就比林希和章惇的水平要高出一筹了。
“赏所以劝善，非市恩也，续天地生养之机；刑所以惩恶，非立威也，补圣人教化之阙。故《书》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其旨非在宽猛，实乃体天心之不忍，尽人事之精微，此忠厚之本源也。”
章衡开篇便以精炼之语点破刑赏本质，将刑赏从简单的奖惩工具，提升至“续天地生机”、“补圣人教化”的宏大层面，赋予了其与天地造化、圣贤大道相呼应的神圣使命。
随后，更是开始延展。
他精准引用《尚书》“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一句，并深刻点明其精髓不在于宽猛之辩，而在于“体天心之不忍，尽人事之精微”，此乃“忠厚之本源”。
此句便如同定海神针，牢牢锚定了“忠厚”的核心在于对天道的体察与对人事的极致用心，让文章变得立意正大且根基稳固。
“昔圣王制刑赏，必先存哀矜。禹见罪人下车泣问，非纵有罪，诚知饥寒迫身、教化未至者，皆君德之亏；成汤解三面之网，祝曰‘欲左左，欲右右’，开示生路，导人自新；周室盛时，囹圄空虚，非刑弛也，德风所被，民耻犯禁，此忠厚之化也。”
第二段，章衡以厚重的史实为砖石，层层构筑其论证的高塔。
从大禹见罪人而泣问、成汤解网示仁，到周室囹圄空虚，他勾勒出一幅圣王以仁心为本、教化先行，从而臻于“忠厚之化”的理想图景。
这些典故不仅佐证了其开篇论点，更生动展现了“忠厚”在实践中的崇高形态。
“后世刑赏之弊，多失本心，秦法凝脂，弃灰者刑，至陈涉一呼而天下倾。盖严刑止奸，奸愈滋；厚赏劝功，功益伪。汉张释之治犯跸，文帝欲诛，释之持‘法者天下共’之义，卒罚金而止。向无释之，则君怒失度，法意荡然。”
第三段章衡则是笔锋一转，他痛陈后世刑赏之弊——失其本心。
以秦法严苛终致天下倾覆为反面教材，深刻揭示“严刑止奸，奸愈滋；厚赏劝功，功益伪”的悖论，再辅以汉文帝时张释之据理力争维护法度的正面案例，形成鲜明对比，有力论证了失却“忠厚之本”的刑赏，不仅无效，更是祸乱之源。
“故忠厚之极，在明‘刑赏乃末，仁心为本’。《礼》云‘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君臣之义’，汉初缇萦雪冤，天下颂仁，若效秦法刻深，虽狱吏称职，然断肢体、绝人伦，是戕生民元气也。故皋陶明刑以弼教，管仲设令而维邦。刑赏之用，譬犹炎火，托仁德为膏薪，则辉光烛物；舍忠厚而逞威，纵赫熖灼空，终归煨烬。”
“天道春生秋肃，无非至仁；王政刑诛赏庆，皆涵大德。昔宋景公不忍移灾于卿佐，为政者诚应推此心于四海，使民如沐春阳，则画地为牢之风可复，刑措之治不远矣。”
在充分的史实铺垫后，章衡水到渠成地亮出其核心观点。
也就是“忠厚之极，在明‘刑赏乃末，仁心为本’”。
此论直指根本，将刑赏定位为“末”，而将仁心确立为治国之“本”，清晰界定了二者的主从关系。
他还引用《礼记》“听讼原情”之义，结合汉初缇萦救父感动天下、促使废除肉刑的史实，进一步阐明，若效法秦之刻深，即便狱吏称职，其“断肢体、绝人伦”的酷刑本身就是在“戕生民元气”，从根本上违背了生养教化的天道仁心。
其点睛之笔，则在于“刑赏之用，譬犹炎火，托仁德为膏薪，则辉光烛物；舍忠厚而逞威，纵赫熖灼空，终归煨烬”这句精妙的比喻。
这既是对历史教训的总结，也是对当政者的警世箴言，将刑赏与仁德的关系剖析得淋漓尽致。
文章最后，章衡将视野提升至天道自然的高度，指出刑赏亦应如四季运行般，蕴含“至仁”的本质。他再引宋景公不忍移祸于臣子的典故，呼吁为政者推此仁心于四海，使万民如沐春风，最终展望那“画地为牢之风可复，刑措之治不远”的至高理想境界。
纵观章衡此文，其立意纯正宏大，紧扣“忠厚”之本在于仁心与教化，论证绵密厚重，圣王典范与历史教训信手拈来，正反相衬，层层递进。
可以说，其文展现出的深厚学养、严谨思辨与稳健气度，完美体现了传统儒家经典义理与史论结合的巅峰造诣，是标准的、典范式的应试雄文。
这篇文章，与不编典故的苏轼的文章，基本上是同一水平的。
然而，其光芒虽盛，终究是在既有的、精熟的“正道”上攀登至顶。
当第六篇，也就是陆北顾那篇立意更为奇崛、思辨更为锋锐、直指“治本”核心、带有某种颠覆性的文章出现时。
章衡这轮皓月般的圆满，便不可避免地成为那轮即将喷薄而出的旭日的映衬背景。
第291章 陆北顾的《刑赏忠厚之至论》【求月票！】
当陆北顾那篇同样题为《刑赏忠厚之至论》的文章，被张贴在章衡雄文之侧时。
阁内外，原本因章衡文章而起的赞叹声浪，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扼住了咽喉，瞬间陷入了一种奇异的寂静。
“嗟夫！世之治者每惑于刑赏愈繁而世风愈漓，世风愈漓而刑赏愈繁。循环相因，伊于胡底？”
陆北顾开篇一问，如同惊雷般炸响在众人心头！
他没有像章衡那样高屋建瓴地定义刑赏本质，而是问了一个历代统治者都不断深陷其中的恶性循环怪圈！
——为什么无论是刑还是赏，都无法制止世风愈下，甚至愈来愈下呢？
年轻的章惇只觉得一股寒气从脊椎窜上头顶。
此等直指核心、近乎“诛心”的开篇提问，简直比他还要气盛！
就连章衡看了第一段之后，也忍不住下意识地向前一步，目光死死锁住那篇文章，继续认真看了下去。
“实乃刑赏治肌体而非肺腑，能禁暴于已然，难遏恶于未萌；能旌善于形迹，难育德于本源。治国若专恃二柄，犹医者独用针砭而舍汤药，岂可久乎？”
而在第二段，陆北顾对于第一段的问题，也给出了自己的回答。
同时，他彻底撕开了刑赏作为治国工具的根本局限性！
章衡论“刑赏乃末，仁心为本”已是极高见解，而陆北顾此言，则将刑赏近乎定位为一种类似针砭的外科手段，而不是根本的治疗方式。
苏轼猛地一拍大腿，仿佛被点醒了什么。
在苏轼看来，将治国比作医人，将刑赏比作“针砭”，而将根本的治理比作“汤药”，这比喻不仅新颖，更蕴含着对“专恃刑赏”的否定！
此时的苏轼，隐约感觉到，这篇文章所蕴含的颠覆性力量，远超他的想象。
他仿佛看到了一把开山巨斧，正劈向千年治术的根基！
“夫察病源者，贵在悉时势人心之由。昔商君徙木示信，法行如矢，然不究秦俗贪戾之原，徒以峻法迫民，虽强于一时，终民心离尽，此知法而昧本，忠失其厚也。”
第三段，陆北顾并未止步于批判，而是精准地剖析了弊病的根源，那就是在于统治者“不究本源”的施政思维。
他举商鞅徙木立信、法令森严却最终导致秦朝二世而亡的经典案例，深刻指出不探究民风贪戾的深层原因，只知用严刑峻法去强行压制，这就是典型的“知法而昧本”！
章衡文中也论及秦法之失，但陆北顾此论，将批判的矛头从“法”本身，精准指向了“不究本源”的施政思维，立意显然更深一层。
林希的脸色已经由难看转为苍白，他发现自己引以为傲的犀利文风，在陆北顾此等洞穿本质的剖析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
“子曰‘听讼，吾犹人，必也使无讼乎’，刑赏非务宽纵，贵在施治得中，使峻剂不伤本元，缓药不滋痼疾，斯为至矣。”
而在犀利批判之后，陆北顾在第四段里，亮出了自己的核心观点。
他引用孔子“必也使无讼乎”的至高理想，明确指出“忠厚”的真谛并非简单的宽纵，而在于“施治得中”。
就如同良医用药，猛药不能伤及根本，缓药也不能滋养顽疾。
这个“中”，并非折中调和，而是精准把握“本元”与“手段”的平衡点，是达成“无讼”理想的关键路径。
章衡论“仁心为本”是根基，而陆北顾提出的“施治得中”则是在根基之上，架起了通向“至境”的实践桥梁，更具操作性和思辨深度。
就连重新看了一遍的韩绛，看到这里也不由自主地点了点头，此论深合他心中对儒家治世理念的理解，却又更为精辟。
“如汉文除肉刑，易以笞役，非宥罪也，诚见断肢体、毁肌肤之刑，绝人自新之路，其害甚于所惩，此存生民之尊严，厚中见大忠也；贞观四年，死囚仅廿九，太宗纵之归，期至皆返，实君臣修德，庠序昌明，民知耻而自诫。”
而后的第五段，陆北顾则是以汉文帝废除肉刑为例，赋予“忠厚”一个前所未有的维度。
——小民尊严！
他指出文帝此举，绝非宽宥罪犯，而是深刻认识到肉刑这种残酷刑罚本身，比惩罚的罪行危害更大，因为它彻底断绝了犯人改过自新的可能，更关键的是，它践踏了人之为人的基本尊严！
而维护这份小民尊严，正是“忠厚”精神的体现。
紧接着，他以唐太宗纵囚的佳话为例，点明其成功的根源并非帝王的仁慈或囚犯的诚信，而在于当时“君臣修德，庠序昌明”所营造的社会道德氛围，使得民众普遍具有“耻感”。
陆北顾将“耻感”的建立，视为比刑罚威慑更为根本、更为有效的社会治理力量。
章衡文中也提到周室“民耻犯禁”，但陆北顾此论，将“耻感”作为可培育、可依赖的积极社会力量，并与“尊严”并列为“忠厚之至”的核心要素，其立意之新颖深刻，可以说再次超越了章衡。
“若法网繁而奸伪益滋，刑书密而廉耻愈薄，此非民性异于往古，实本源未固。故忠厚之至，必务其本，譬诸人身元气，充则外邪莫侵，微恙易瘳；亏则腠理不固，沉疴渐生。”
而这篇文章的第六段，则是再次回到对“本源”的强调。
陆北顾犀利地指出，如果法令越繁密，作奸犯科反而越多，社会廉耻心反而越淡薄，这绝不是百姓本性变坏了，而是治理的根本没有稳固。
他同样以医学为喻，认为“忠厚之至”的根本之道，就在于培固国家的“元气”！
“今当使吏治清正，制度遏恶，方可至庠序敦教，风俗育德。此非圣世废法，实臻刑期无刑之化，足证‘太上，不知有之’之德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