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斯托雷平的时代，虽然反犹活动仍旧有反复的趋势，但斯托雷平大体上延续了维特的政策，俄国政府的形象从亚历山大三世时代助纣为虐的反犹面孔逐渐过渡到时有反犹风波但回归欧洲平均文明程度的模样。
总的来说，战前的俄美关系既谈不上友善，但也不算交恶，就正常的商业往来关系。在远东的局势上，美国也更多地与日本产生冲突而非俄国。
世界大战爆发后，俄国在纽约有一个特设的商贸代表团，目的就是在战争导致俄国对外贸易锐减后可以稳定提供俄国无法完全自给自足的短缺产品，比如德国的精密零件、光学仪器、化学产品，俄国或多或少都有替代品，但是仍需新的进口路线，美国就是许多工业替代品的来源。
谈及美国就不得不谈及如今美国政府的外交主张，这与日后世界大战的进程有密切联系。
美国现任总统是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担任过普林斯顿大学的高级知识分子。作为知识分子，威尔逊的外交观念不免有许多理想主义的影子。
比如说当1914年8月欧洲大战爆发后不久，威尔逊就对战后的未来世界产生过一些构想：不允许任何国家再通过征服的方式获得一寸土地；必须承认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未来的军事装备必须由国家来制造而不能由私人企业来制造；必须建立一个国际组织，各国为了保护每一个国家的完整而联合在一起，如果有国家打破这种联合将招致战争，即自动受到惩罚。
在这之后，威尔逊还多次谴责欧洲的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和均势政治，声称这些是大战爆发的根本原因。
在威尔逊看来，在旧秩序下，国家间的关系是相互猜忌和敌视的关系，国家之间的结盟导致的是“国家间的权力争夺，使这些国家陷入阴谋和自私、敌视的罗网之中”，传统的势力均衡带来的是“有组织的对抗”，而不是“有组织的共同和平”。在未来的世界上，必须以具有共同利益和意识形态组成的“国家联盟”代替过去相互敌视的“势力均衡”。
作为威尔逊观念的国际外交实践，从1915年开始，威尔逊就致力于调停欧洲大战。在1915年初，威尔逊的第一次调停是：恢复比利时独立；阿尔萨斯和洛林归还法国；俄罗斯军舰自由通行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
这份调停提议完全不给同盟国任何回报，因此柏林方面对美国的调停给予了很大程度的敌意，认为美国根本不是所谓的“中立国”，而是潜在支持协约国的立场。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威尔逊的外交调停都终告失败，因为协约国认为自己占据优势，长久之后必然可以取得全面胜利；而同盟国则认为美国的调停完全低于自己的和谈心理底线，不愿放弃目前到手的利益。
这进一步促使威尔逊认为，欧洲的战争的根源在于“旧秩序”，或者说旧制度。
旧秩序包括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就国内而言是不完全的民主制度导致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不受人民的控制，而取决于君主或者一小撮人的意志，成为君王、精英野心和反复无常的情感的牺牲品，也就是说，糟糕的国内政治导致了糟糕的对外政策；而国际方面则是建立在武力原则而非道德原则之上的旧外交和旧的均势体系。
简而言之，旧秩序，包括独裁制度和弱肉强食的国际体系，是战争的根源。
威尔逊还在1916年提出了一个相传甚广的口号：“如果战后这一切又恢复原状，那么迟早会爆发另一场这样的战争，因此这场战争应该是最后一次这样的战争”。
这个口号之后逐渐演变成“终结一切战争的战争”，成为各国一时传颂和呼喊的口号。
谈及威尔逊对战后世界的设想实际上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即英法俄对战后世界的设想是怎么样的？
法国与俄国外交部的主张仍然构建在19世纪的“外交大厦”之上。
比如说法国总理克里孟梭是一个经典的现实主义者，他相信人性是恶的，国际政治的根本原则是实力而不是道德。
克里孟梭在评论威尔逊发表的演讲时嘲讽威尔逊没有看到人性之恶：“造物主需要七天来安排各种生物，其中他最先造的那种生物（人）一出生就相互争斗，而威尔逊用一句有威力的话语就能制造出我们以前从未见过的人类，这种新人类的第一需要是闻所未闻的爱与和谐。”
在以克里孟梭为代表的一大批法俄外交官看来，国际政治的本质或者说战争的根源不是独裁或民主这些皮毛上的问题，而是根本的实力问题。比如说法国要获得安全就必须削弱德国，俄国要获得安全就必须将缓冲区扩张到国界之外。
如果说威尔逊是从正义、权利等道德的角度思考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从抽象的原则推导出和平的条件。俄国外交大臣萨佐诺夫则把战争与和平的理解建立在经验基础上，认为国家之间的斗争实际上与国内制度无关，而只与实力的大小有关。
在萨佐诺夫看来，这是一个无政府的、自私的世界，每个国家都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甚至不惜以牺牲他国利益为代价，和平的基础在于力量均衡，也就是均势。
英国不乏对威尔逊的和平计划感兴趣的自由主义者。但是英国内部对如何塑造战后世界存在分歧。一些内阁成员希望尽可能地削弱德国，战后重建均势。
像是“绞死德皇”、“让德国付出代价”、“我们将把德国这颗柠檬榨干，直到挤出籽来”，这一类的口号就反应出英国外交的思维仍然是连贯的，而非美国的“新思维”。
不过像劳合·乔治这些受到自由主义影响的政治人士来说，这一批接受了威尔逊设想的英国自由主义者主张通过仲裁解决国际争端，对外交决策进行民主控制，支持建立战后国际组织。
但英国政府对战争根源的理解仍然是基于经验，并且是实用主义的。
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认为，如果拿破仑战争之后维也纳会议确立的欧洲协调与协商机制能够有效运行的话，萨拉热窝事件导致的战争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因此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强制性的协商机制，来解决国家之间的纠纷。
因此，英国认为，所谓的“战后国际组织”应当是以协商与协调为基础的冲突解决机制，是对传统均势原则的补充而不是代替。
英国人并不相信威尔逊口中平等、正义、权利等抽象的原则能主导国际关系，国家的行为能真正以正义而不是利益为基础。他们仍然坚持大英帝国的利益至上，对威尔逊的民主国家联盟和集体安全兴趣也不大。
显然，协约国目标迥异。
法俄试图恢复旧的国际秩序——均势政治，英国试图对旧秩序进行有限的改良。
至于威尔逊追求的“新秩序”，似乎无人问津。
第三十三章，关于战后世界的设想，其上
最后重新回到有关于中东和其他的秘密外交上。
1915年3月萨佐诺夫给伦敦送去密电后，英国外交部认为，如果在伊斯坦布尔问题上不能让俄国人满意，那么彼得格勒未必会坚定站在协约国这边。
即使对于已经签署了不单独媾和条约的英法俄三国来说，对于其他两国是否会单独讲和的担忧和各种小心思是一直存在的。
俄国的要求让巴黎大为惊诧。
法国人担心，如果俄国占据伊斯坦布尔，就意味着俄国可以自由出入地中海，这会对法国在地中海的利益产生很大的影响。因此，法国政府打算用模糊的“善意”来搪塞俄国人。
法国外交部长德尔卡塞建议说，可以等到世界大战最终和谈的时候再商讨具体的领土分配方案。
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却没有跟法国人站在一起。
早在1908年波斯尼亚危机的时候，在内阁其他成员不知情的情况下，爱德华·格雷爵士就向俄国政府承诺说，英国将支持俄国最终控制伊斯坦布尔。他认为，如果俄国在海峡地区的合理诉求得到了满足，它就不会再在波斯、东欧和其他地方咄咄逼人了。
1915年执政的英国自由党政府也有类似的想法，首相阿斯奎斯和格雷继承了自由党人格莱斯顿延续至今的政治传统，对土耳其十分反感，同时能够理解俄国人的诉求。
而且，在更早时候，1903年，当时英国保守党政府的帝国防务委员会曾经得出结论，把俄国围堵在黑海之内不再是英国的核心利益诉求之一。
不过并非所有内阁成员都同意格雷迁就俄国要求的看法。
丘吉尔就不同意格雷的主张。他认为英国可以含糊地表示理解俄国的诉求，但是不能给出比这更多的承诺。丘吉尔写信给格雷说，他已经授意海军部研究俄国占领伊斯坦布尔和海峡会给英国的利益带来怎样的影响。他敦促格雷不能只顾及战时的需要，而应该看到长远的利益。
丘吉尔提醒道：“英国的历史并不会随着这场战争终结。”，言下之意是他很担心战争结束之后英俄关系将会何去何从。
但是，出于对俄国单方面退出战争的恐惧，英国政府没有理睬丘吉尔的忠告，而是接受了萨佐诺夫提出的条件。英国和法国先后在1915年3月12日和4月10日接受了俄国的秘密提议，条件是英法自身对奥斯曼帝国的要求也必须得到满足，且缔约各方必须共同作战直到战争胜利。
在互相交换条件之后，萨佐诺夫进一步提出条件，为了确保伊斯坦布尔和海峡权益完全归俄国所有，土耳其的周边领土
也应该由俄国控制。
萨佐诺夫不能确定英国的承诺到底是否具有诚意，所以必须用一份更加明确的协议来正式确定英、法、俄瓜分奥斯曼帝国的具体边界。
俄国外交部的新要求的确让英国突然处于一种为难的情况下，因为英国同意俄国的要求完全是出于满足彼得格勒的意愿，但是对于自己到底要奥斯曼帝国的哪一块领土确实是还没有仔细研究过的事情。
格雷不停地强调说，英王政府此番同意沙皇政府的提议就是英国对俄国的友谊与忠诚的最佳例证。格雷提到，不可能有哪一届英国政府会比阿斯奎斯政府能更好地满足俄国的需求。
接下来，格雷和萨佐诺夫又通过密电和备忘录互相交换了意见。
格雷说，英国希望俄国能够相应做出一些让步。他解释道，英国政府对其在近东的大部分目标尚无规划，但希望至少可以修改英俄两国在1908年签订的协议，将波斯原本处于中立状态的那三分之一也划入英国的势力范围，这样英国就可以控制波斯的三分之二。
萨佐诺夫在认可格雷的要求之后认为，在奥斯曼帝国的尸体上应该成立一个由俄国保护的大亚美尼亚王国。
格雷同意之后要求俄国外交部必须对此协议保密，他担心协议条款一旦被披露，会对印度的穆斯林产生不好的影响，使他们把英国视作摧毁最后一个重要且独立的伊斯兰国家的刽子手。
最后格雷再三考虑后认为英国必须为了毁灭奥斯曼帝国而补偿伊斯兰世界，补偿方式就是在其他地方重建一个伊斯兰国家。从宗教角度考量，鉴于麦加和麦地那的地理位置，这个新的伊斯兰国家毫无疑问应该建立在阿拉伯半岛。
萨佐诺夫认可了这个设想，因为那里距离俄国太遥远了，俄国的力量在没有远洋舰队的情况下根本无法辐射到阿拉伯半岛。
萨佐诺夫之后在私底下和他的外交部同事谈及这个问题，“没有人担心会有外国军队占领阿拉伯半岛的任何一部分。这个地方太过干旱了，即便是有饥不择食的强国想占有一块永久性的草场，也不会把时间浪费在这里。”
此后英俄再次交换了外交备忘录，达成了一份秘密协定。
不过英国陆军大臣基钦纳伯爵随后发表了一份备忘录，警告英国内阁同僚说，等到战争结束之后，“那些被欧洲当前的危机遮掩了的古老的仇恨和妒意将会复活”，英国可能会“与俄国或法国交恶，甚至与俄法两国同时为敌”。
基钦纳伯爵所预见的情况实际上就是“英俄大博弈”的重演。他还要求建立一个包括麦加和麦地那在内的独立的阿拉伯王国，但他认为这个国家必须由英国扶植。只有这样，英国才能掌控伊斯兰世界的精神领袖。
按照他对战后中东的整体规划，英国将从刚刚在地中海兼并的塞浦路斯岛出发，控制一条可以安全通往印度的陆上通路，不受法国或俄国的干扰。
英国陆军大臣打算让英国夺取塞浦路斯对面的亚历山大勒塔（今土耳其伊斯肯德伦），然后从这座位于亚洲的天然良港出发，修筑一条通往美索不达米亚的铁路。美索不达米亚也将处于英国的控制之下。
当时人们普遍相信美索不达米亚拥有丰富的石油储量，而丘吉尔和海军部都认为石油非常重要。
基钦纳和其他人还相信，被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浇灌的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还有可能被开发为富饶的农业产区。
不过，在基钦纳看来，他的计划最主要的优点还是在战略层面上。倘若英国能够拥有一条从地中海到波斯湾的铁路，英国就可以迅速地调兵进出印度；而如果英国能在铁路沿线拥有一片宽阔的土地，这片土地就可以像盾牌一样，保护波斯湾和进出印度的道路的安全。
这样做的主要目的还是拱卫英国至关重要的海上通道，将俄国南下的势头阻挡在亚美尼亚高原上。
阿斯奎斯首相对他的内阁成员们说，他们讨论奥斯曼帝国领土的未来的时候，“活像一群海盗在分赃”。
尽管格雷反对英国过度参与对奥斯曼帝国的瓜分活动，因为大英帝国的领土已经达到了其所能控制的极限，但是阿斯奎斯首相还是授意组建一个跨部门委员会，去研究英国在对奥斯曼帝国的最终和谈中应当提出哪些诉求。
另一边，当萨佐诺夫拿到英国认可的外交密电之后将这些谈判内容都尽数汇总并呈交给了沙皇尼古拉二世过目。时至今日，萨佐诺夫仍然不清楚沙皇对战后世界的设想到底是怎么样的，尼古拉从来没有系统性地与任何人说过。
土耳其海峡是俄国的利益、俄国应当保护亚美尼亚民族、俄国应当在巴尔干半岛监护新的斯拉夫民族国家的成立……尼古拉只是将他脑中设想的那个世界的只言片语告诉萨佐诺夫，让他操办。
“俄国的战后和平计划到底应该以哪条路线作为边界，我们的侧重点在哪里？”
当1915年萨佐诺夫对沙皇提及这个问题的时候，尼古拉只是点头，然后说，“我们还有时间设想。”
沙皇的命令在1915的秋季才正式下达，他授意俄国外交部跨部门组织两个新的外交工作委员会：停战条件委员会、和平条约与战后秩序委员会。
实际上在谈判伊斯坦布尔归属的过程中，俄国与英法就已经在对各自的领土和利益诉求进行落实到纸面的具体规划了。
由于英法远征军在达达尼尔海峡的失败，有关于中东的话题一度沉寂。在这段时间中，俄国外交部所属的和平条约与战后秩序委员会讨论的更多关于战后东欧的“新秩序”。
战后秩序委员会的下属机构包括：波兰委员会、捷克与斯洛伐克委员会、南斯拉夫委员会、匈牙利委员会和巴尔干委员会。
第一个也是中欧最关键的问题是波兰。
波兰是否应该重新建国？这个新生的波兰国家与俄国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它应当拥有多少权利，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吗？还是沙皇担任波兰国王，与俄国组成共君联邦？还是俄罗斯帝国又一个高度自治王国，就像芬兰一样？
沙皇尼古拉二世提出的第一个意见——波兰应当重新建国，就让战后秩序委员会陷入了重重困难之中。
第三十四章，关于战后世界的设想，其中
波兰重新建国这个问题对俄国官僚所引发的地震不亚于俄国国内发生“革命”或者“内战”。
对俄国政府内的大俄罗斯主义者来说，允许波兰民族重新建国就像是一次危险的导火索机制。对于俄罗斯帝国境内的其他民族，波兰民族重新建国难道不是一次极佳的榜样吗？
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格鲁吉亚、亚美尼亚，这些少数民族会怎么想？这是否意味着俄罗斯帝国的垮塌？
“陛下，我不得不提醒您有关于您的那些危险想法的提出，这些内容或许将成为俄罗斯帝国的隐患乃至大患。”
斯托雷平对波兰委员会的成立感到大为惊讶，不得不在百忙之中抽空觐见沙皇尼古拉二世，对他提出自己的强烈反对态度。这位大臣会议主席在战争爆发后的移动轨迹遍及前线、后方，从彼得格勒到鄂木斯克，从莫斯科到华沙。
在中央，斯托雷平致力于统一组织和协调各部位工作，建立高效的行政管理能力；在地方上，斯托雷平还多方敦促和筹备战争动员与战备物资。招募士兵和保障各行各业的生产劳动力也是重中之重，除此之外还有协调压力沉重的运输系统、管理难民的去留和分配问题。
大的方向之外还有很多千丝万缕的政务工作，总之斯托雷平在不知不觉中面色远比他当年刚刚当选大臣会议主席时要疲惫，头发与胡子也白了很多，远比他这个年龄段的人看起来苍老。
斯托雷平就像他自己标榜的那样，是一位大俄罗斯主义者，认为俄罗斯帝国的领土没有一寸是多余的，只能多不能少。因此他格外排斥有关于波兰重新建国的提议，哪怕仅仅是将讨论提上日程。
“咳咳……”斯托雷平因为说话的时候有些激动，致使其苍白的面色上浮现出些许的潮红，“嗯……另外波兰如果要建国的话，单单是边界问题就很难理清。”
斯托雷平的设想是，干脆把一整个大的波兰民族混居的地域全都并入俄罗斯帝国的版图之中，然后再成立一个相对宽松的自治国家，从形式上满足波兰民族的独立需求。但是尼古拉反对这种设想，因为他考虑到一个如此庞大的多民族帝国将会是何等的负担。
实际上波兰委员会讨论波兰国家的问题时，遇到的第一个麻烦就是，在地处开阔平原的中欧地区找出一块没有民族争议的土地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波兰没有天然的屏障，几个世纪以来侵略者都是长驱直入，这也很方便波兰人往外跑。
在东面，在今天的白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国界线上，那里有大片的森林和沼泽，波兰开拓者曾推进到这个地区的南北两端，开辟出来一片新月状的领土。新月北端的维尔纽斯和南面的利沃夫周边区域有大量波兰人。
在北方，波兰人与立陶宛人及德国人混居在一起。
在中部，按照彼得格勒一位民族学专家的说法，这一大片区域“不知道是什么人在那里，可能是白俄罗斯人或者乌克兰人，但肯定没有波兰人”。城镇里是波兰人或犹太人，乡村里只有极少量的波兰地主。
西部地区也是类似的民族大混居。几个世纪以来，波兰人一直往北推进到了波罗的海，而德国人一直往东迁移。在波罗的海东部沿岸各城市，很大一部分居民是德国人。乡下的大地主一般都是德国人——被称作“波罗的海
德意志人”。不过往南有一些波兰和立陶宛地主。
维斯瓦河两岸是个波兰人占多数的地区。东普鲁士是挤在波罗的海东南角落里的一块地区，那里的人大多讲德语，信奉新教。
此外，要给波兰一个出海口吗？如果要给波兰出海口，那应该让它控制维斯瓦河两岸地区和但泽吗？这样的话，就会把成千上万的德国人留给波兰统治，而且也许会切断从德国西部到东普鲁士的陆路通道。
和欧洲中部其他地区一样，这些地区的人口统计也是不可靠的。即便是这些地方的居民也不是总能确认自己的身份。是按宗教信仰还是按语言划分？在东普鲁士南部，有很大一批人是说波兰语的新教徒，要是按宗教分，他们就是德国人。要是按是否会说波兰语分，那就出现了不信天主教的波兰人。
波兰委员会的顾问抱怨说，假如是要像过去那样给波兰划出一片广袤国土的话，大波兰领土上就会出现大量非波兰人——德意志人、立陶宛人、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都会成为波兰国家的一份子！
可要是只把波兰的心脏地带划给全新的波兰国家的话，这样又把一大批波兰人划在了其他国家的国境中。
现实是，波兰国家永远不可能有令人满意的国境线。
因此相比于波兰建国的提议，波兰委员会中另一种声音更受俄国研究者们的欢迎：为什么不直接将波兰民族的土地纳入俄罗斯帝国的版图？300万在德意志帝国生活的波兰人，还有奥匈帝国的加利西亚地区，整合进入一个统一的大俄罗斯帝国中。
这个建言很受大俄罗斯主义者的欢迎，如此一来俄国的边界将直接深入中欧，与德国、捷克接壤，成为欧洲举足轻重的力量，无法被人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