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回国差不多三年，李强接触到未来文件则是刚好三年整。中央比李强接触到这些文件时间还早一年。
三四年了，就算困难再多，总能改变一些事情了吧。
第四十五章，别管苏联，继续研究相对论
《中国科学院关于目前科学院工作基本情况的汇报》
“……中国科学院关内各所，除近代历史研究所是由华北大学的历史研究室扩充组成外，多数是在原来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等科学机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九五二年以前的时期，科学院主要进行了争取团结科学家和调整机构的工作，使过去机构重叠、人力分散和思想混乱的情况，得到了初步的改善。”
“随着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我国的科学事业同样也起了根本的变化。”
“目前科学院共有三十六个科学研究机构(二十五个研究所，四个独立的研究室，四个研究所的筹备处和天文台、仪器馆、菌种保藏委员会)，其中十五个在北京，十三个在华东，八个在东北。共有1725个专业科研人员，其中副研究员以上的高级研究人员347人。”
“……目前科学院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很多，最主要的可归并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于中国现有科学基础和力量的恰当估计问题。就科学院本身说，虽有三十六个研究单位，347个高级研究人员，其中也确有不少有成就的科学家，但由于过去中国科学的发展极不平衡，除植物生理研究所、物理研究所、冶金陶瓷研究所、有机化学研究所和实验生物研究所等还比较强一些以外，其他各所则大都是不健全的。”
“例如植物研究所的高级研究人员最多，但多数是学植物分类的，研究植物生态和植被的人就极少。动物研究室连专门研究哺乳动物的人也没有，研究遗传学和微生物学的人亦非常之少。数学方面研究纯粹数学的较多，研究应用数学和力学的人就极少。化学方面研究有机化学的较多，学无机化学和分析化学的人就很少。物理方面研究理论物理和原子核物理的人还不少，电子物理的力量就很薄弱。地球物理方面研究气象者较多，研究地震者就很少。”
“因此，就我国现有的科学水平看，科学院确实集中了一批水平较高的科学人材，但按目前国家建设任务的要求来说，我们今天的科学基础和力量显然是不能胜任的。至于科学院外的科学研究力量，多数分散在各产业部门和高等学校中，彼此又缺乏经常的联系，因而也就不可能充分地合理使用这些力量。由于对以上这些情况缺乏了解，于是工作中的盲目性就很大。”
“第二，关于团结现有科学家和培养新生力量的问题……”
“第三，关于具体贯彻理论结合实际方针的问题……”
“提出科学院当前的重点工作任务，首先在现有基础上把目前可以使用上的科学力量适当组织起来，全力支援国家工业建设；有重点地对正在建设或即将建设的工业中心或经济区域，进行对地上地下资源和自然条件的调查研究；相应地发展基础科学，使之成为不断支援国家建设和不断提高科学水平的有力保证。”
“此外，严格检查党在科学院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纠正过去工作中脱离科学业务和脱离党的政策的偏向，继续清理内部的工作，把党的思想工作与日常的科学业务、学习和教育的工作，紧密地结合起来。”
“郭沫若，1954年4月8日”
国民党败退台湾时，民国的中央科学院有36个科研机构、一千多科研人员留在了大陆，其中不少科研机构的人马是完整地留了下来的。
但是原位面中国科学院的成立时间是1955年。
这六年的时间，主要就是手忙脚乱地接收科研机构并让它运转起来。问题是那时候只知道大概的“科学技术对国家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四个现代化里加了一个“科学技术现代化”，然后把科学家们供起来。
（实际上四个现代化这个提法本身逻辑就是拧巴的：其他三个现代化难道就没有科技了？这一切理顺了应该是：农业科技现代化、工业科技现代化、国防科技和国防体系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科学技术现代化？）
然而事情的真相是把科学家们当神供起来并不能加速国家的科技发展，反而还有副作用。
科学技术是渗透到国家现代化的方方面面、每个角落的，所有行业的现代化都离不开科技，甚至科技发挥了主要作用。而科学技术本身呢？
看过《雷布斯提案》的中央书记处，对科学技术领域有了新的提法：科学技术，是要实现科研制度现代化。
……
“中共中央对中科院《中国科学院关于目前科学院工作基本情况的汇报》的批示”
“要把我国建设成为生产高度发达、文化高度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每行每业要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除了直接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应用科学和技术，我们还要发展相应的基础科学和基础理论，以为应用科学和技术能够持续不断发展提供后盾和支持。”
“我国科学基础薄弱，而科研人员的成长和科学研究经验的积累都需要相当长的时期。必须发奋努力，急起直追，否则就会由于科学落后而阻碍国家建设事业的发展。”
“科学院是全国科学研究的中心，除了应以主要力量组织本院的科学研究工作外，还必须密切联系全国科学工作者，协助各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全国各高等学校里集中了大量的科学研究人员，为了提高中国的科学技术实力、提高高等院校教学的水平，必须在高等学校开展科学研究工作。这也是与国际接轨的必然发展之路。”
除了写批示回复给中科院，中央对中科院的重视程度还不仅于此。在中科院成立（计划于1954年9月1日成立）的预备会议正在进行时，总理到会场列席会议。
“我们不能把科学家当做流水线上的产业工人一样管理。”
这是总理对郭沫若说的第一句话。
“在研究与开发项目中应当采用特殊的科研组织管理模式，这是有别于工业流水线的新模式。”
“一件科研工作，我们应当把它看作什么？一件作品？其实是一个任务，一个项目。但它又不是普通的工业建设或其他项目。”
“为科学研究提供支持的方式，自近代以来发生过很多变化。刚进入工业革命时，研究开发主要依托者个人和家庭支持，有时能够得到一些外部资金和条件支持，但数量不多。工业化以来，一些较大规模的科学研究和新技术、新发明的发展仅仅依靠个人或家庭资源越来越力不从心，需要从社会或者国家得到制度化的资金保障。”
“早期进入工业化的一些开始建立了科学基金，支持科学研究活动。19世纪中叶之后，美国的一些私人垄断财团为了开发有竞争力的新产品，从企业收益中拿出资金设立了私人基金会，用于资助高校和科学界的研究开发活动。”
“私人垄断财团资助高校和科学界的研究，当然是要回报的，是为了财团能够赚更多的钱嘛。但是，我们国家同样也需要从科学研究以及科技成果当中获益。只是财团是为了增长他们自己的财富，而我们搞科研，并将科研成果实用化，是增加国家的财富。”
总理带来的是科研项目课题制，这是中央书记处、李强和聂荣臻二人组讨论的结果，并且听取了钱学森的很多意见。
国内在90年代才定型的科研项目课题制，其实——原型是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制度。美国国会于1950年通过了“国家科学基金法案”，并于当年拨款建立美国科学基金会（NSF），美国的这项科学基金的制度，1954年的中央也可以直接拿来抄。
首先是建立面向全国的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学基金，在中国科学院成立基金委员会及办事机构，但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也独立开展一份资助工作，面向非中科院的单位和实验室。原先的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制度也融入其中。
建立研究机构的拨款制度，按照不同类型科学技术活动的特点，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工作中逐步实行科学基金制度。
国家需要进行的科研项目，或中科院、各科研单位自行拟定的科研计划在通过立项申请后，即可获得科学基金的第一笔资助，资助逐步发放，但项目的最终验收是个关键节点。
课题制可以让资助主体和受助对象多元化，有利于增加科学研究的参与度——无论是参与的人还是出资的人（企业也同样可纳入这一制度，企业出钱，让科研机构完成他所需要的应用技术研究），因此也扩大了科研经费投入。此外还有助于科研项目遴选的程序化、民主化与科学化，有助于调动科研人员尤其是青年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不过，课题制也不是100%完美的。其中的一些弊端在酝酿的时候就被提前发现并修订，但其他的可能还需要一边实施一边调整。
“束星北教授，你好。听钱三强说，你是中国研究相对论的第一人啊。”
在中科院成立前为了健全制度而组织的科学家座谈会上，总理与束星北谈话。
束星北剑桥大学毕业，硕士导师是物理学家亚瑟·爱丁顿，后来到麻省理工学院继续攻读基础物理学，并担任数学系助教，后回国到浙江大学担任物理系教授。听总理这么说，束星北回道：“总理，我的研究领域比较宽泛，除了相对论，还有量子力学、电动力学、统计力学。不过平时思考得比较多的还是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
总理：“我在一些科学读物上看到，广义相对论彻底颠覆了原先的时空概念，时间和空间都不再是一成不变的了，这确实让人非常震惊。”
束星北：“空间折叠。这是一种因为强大的引力使空间发生扭曲的现象。这确实让人直观上不太好理解。时间则有引力时间膨胀和引力红移，其实时间这个概念，在狭义相对论当中就已经被颠覆了，时间流逝的速度是不同的，有的快，有的慢，甚至在满足一些极端的条件时，一个小空间内的时间会近乎于停止。”
总理：“噢？那有没有可能，在一个小空间内的时间会倒流呢？”
现场的科学家们都没有注意到刚才总理说话的时候眼中有瞬间一闪即逝的光芒。束星北想继续blablabla地往外倒自己的相对论只是，但旋即又苦笑：“总理，现在可能咱们还是多谈点量子力学比较好一些。”
旁边也出自江苏的一名中科院研究员说道：“1952年，苏联掀起了批判爱因斯坦及相对论的运动，国内也转载并且呼应了一些文章，不只是文字上的呼应，在高校和研究所还开过几次会。”
“胡闹。”
总理轻咳嗽一声，顿了顿嗓子，讨论会议室顿时安静下来。
“我们中国要继续深入地研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广义的、狭义的……你们不要受到任何干扰，该朝哪个方向研究，就朝那个方向研究。
第四十六章，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
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
认真调查研究、认真解决问题，认真学习。不但要学，还要真学、真信、真懂、真用。遇事一定要刨根问底，找到事情的本质，找到本原的规律。
这股认真劲儿不是说着玩的。一个公文包从2022年穿越时空而来，这本身就是一件值得刨根问底的事。
假装“不关心”公文包是怎么穿越的是不可能的，中央书记处的各位在过去几年并不是不关心，而是不知道如何去解释这种现象。不但不知道如何解释，甚至很长一段时间里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研究。
但主席、总理、刘副主席等书记处成员以及李克农都肯定，一件物品从2022年“穿越”到1949年这种现象，本身有太多的无法理解的地方：
是一件公文包从2022年的世界穿越回了1949年，还是这件公文包本身没有穿越，但周围整个宇宙的时间倒流了？
如果是时间倒流，可目前已知的世界以及可观测的物理规律里，时间从来都是向前流逝的，为什么会“倒退”？怎样才能倒退？
如果公文包是从2022年“掉”回了1949年，那如何解决诸多悖论问题？
比如，公文包对世界的改变，中央已经知道这个公文包改变了世界，抗美援朝三年变成了一年（其中还有半年在谈判），这影响到了上百万人的人生，甚至可以说影响到了整个世界，今后还有更多的改变，整个中国今后都会走入另一个方向。走入另一个方向的世界，在2022年还会有一个叫雷布斯的企业家吗？
或者2022年还有雷布斯这个人，只是他不是国内首屈一指的手机和消费电子产业技术领头人了，而是个只会拿点散件攒机再用牛皮吹上天的营销法卖货的商人，那书记处还会收到这样的一个公文包吗？
可公文包确实就在书记处的保险柜里，就算公文包biu的一声消失了，书记处所有人的脑子都记得有这个东西、每个人都还在笔记本里写了分析、批注和评论。
悖论还涉及更深的层次。世界是物质的，书记处五人都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这个2022年的公文包，它身上所有的物质，理论上都已在1949年存在。里面的曲别针和卡扣，现在应该是某座铁矿里的一撮粉末；里面的塑料，现在应该是某个含油地层里的几滴油花子；纸张和油墨同样也是，组成它们的原子分子，现在肯定在世界的某个角落。
当公文包穿越回来的时候，这些在世界各地的原子分子是突然消失了吗？还是没有消失？
——看，只要认真起来，穷追不舍下去，其中有太多的疑问。
1951年，李强和聂荣臻，这两位在党内处于核心岗位但又拥有高学历的同志加入阅读公文包文件的小组行列，对公文包穿越这件事的研究仍然没有太多的突破。
但是李强提出了一个“或许可能”的方向：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
……
“爱因斯坦这个人的脑袋是怎么长的？哎哟，我看书看得脑壳都大了，一个月，还卡在第一章！”
这是一次开会时，朱总司令在抱怨。他手里的《相对论讲义》，前十几页翻出毛边了，但十几页之后的那几百页还是崭新的。
朱总司令：“李强又不在。少奇，你有没有全部看懂第一章？看懂了的话，你来给大家讲讲。现在我们七个人都被迫自学成才，这太难了！”
刘副主席：“我会推导洛伦兹变换了。那，要不我来用自己的理解说说？”
朱总司令：“要要要，从石头、光束、车站和运动的火车那儿开始讲起。”
主席：“那我也得听听，我也卡在这里理解不下去了。我们这几个人都是数学困难户哟。”
陈沄：“我才是最大的数学困难户……”
在李强提出“可能得从相对论那儿找答案”之后，书记处和二人小组就悄悄从大学和图书馆里拿来了几本相对论的讲义、读物，有空就猫在屋子里自己看。然后陈沄整整一个星期都没法理解“光速为什么不可超越？我坐在飞机上，向前打手电筒，这手电光不是超光速吗？”
直到一个星期之后，陈沄才懂得了迈克尔逊·莫雷实验揭示的事情是什么。
“学习相对论活动”发生在1953年上半年，持续了好几个月。七人抽空断断续续地啃了几个月相对论的书籍，当然也没有进展，就连李强也只是啃到广义相对论，了解到奥地利有个物理学家福莱姆提出了一个纯粹基于理论计算的“虫洞”概念或者说猜想，然后就进行不下去了。
但这几个月的活动也是有成果的：
书记处认识到凭借小范围的读书交流根本找不到问题的答案，但是，中央可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扶持、支持和鼓励国内的科学界，主要是理论物理学界展开对前沿物理的研究，不仅限于相对论和爱因斯坦时空观，而是所有的前沿物理方向，都放手让他们去研究。
这或许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总有一天国内物理学的研究会接近这个方向的真相。
既然已经定下来鼓励前沿物理朝各个方向研究的基调，因此，1952年苏联发起批判相对论的唯心主义性的时候，国内跟进了一点点，马上就被掐掉了。
1949年苏联都爆炸了原子弹，但是——E=MC^2可以信，爱因斯坦则要批判.这两件事在苏联居然可以同时做到。
1953年1月，中科院组织了一次会议讨论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后来人民日报要转载苏联一篇日丹诺夫的文章，这篇文章指责爱因斯坦的相对主义和不可知论，说爱因斯坦是个“反动分子”、“民主个人主义者”和“旧民主主义者”。日丹诺夫的文章人民日报社只是打算刊登，刚确定要翻译，刘副主席就插手过去叫停。
但是，出于不能和苏联的政治风向彻底唱反调的考虑，中央最后还是做了一个折中的决策，那就是理论物理中的相对论方向的研究还是受到扶持，只是在科学界以及国家层次上，媒体回避或者不吹捧爱因斯坦相对论。
在中科院成立前的筹备会议上，总理与束星北的交谈，就正是基于这样的环境。
总理一开始还是有些不解的，国内很早就掐断了反相对论的政治运动，束星北和他的同僚为什么还有这个反应？继续交谈下去才发现，就在1952年下半年，束星北的大学召开了批判爱因斯坦唯心主义理论的大会，在会上束星北不管不顾站起来1VSN辩论，辩到最后脸红脖子粗，拍桌子把手都拍红了。
因此，虽然会就开了这么一次，但对束星北来说印象可太深刻了。
“说我是国内最懂相对论的人，这是浙大当年为了表明自己的师资如何如何强而用的话术，我一向没有这么说过。中国相对论物理的研究还很薄弱，当然量子物理、近代原子物理也都同样薄弱。我在其中说自己最懂相对论，争这种排名第一，并无太大意义，也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
束星北在总理面前澄清那句“流言”。
总理：“束教授，这确实是事实。国内现在还没有一个成规模的、独立的相对论物理研究所。中科院的近代物理研究所是搞原子物理的嘛。”
束星北：“总理，我认为，把相对论物理的研究搞上去，并不需要一个独立的相对论物理研究所。”
郭沫若：“束教授，这是为什么呢。中科院现在的学术研究方向，所受的限制是最小的，只要是科学的研究，无论理论还是应用，无论什么方向，无论它的源头来自哪一个国家、来自什么样的人，中科院一概支持。”
束星北：“我希望的是，大学物理的基本教材能阐明一些相对论的基本概念和理念，只要比现在稍微多说一点就可以。然后，如果能有几所大学在物理系能够增设相对论方向的研究专业，那就最好不过了。不要求很多，一个物理系一个导师做相对论方向，带三五个学生，就足可以。也不用是博士，硕士就足可以。如果学生是天才，那么我们就收获了一个相对论物理的未来大家，如果学生钻研不下去了，那么他还是一个物理学得很好的尖子，也只是硕士，还来得及转向去干其他于国家建设有用的工作。”
听了这话总理笑道：“束教授，你可不能自贬身价说相对论的研究对于国家‘没有用处’。……基础物理的进步可能不是在几年内看得到用处的，或者十几年、几十年也没有明显的效益，但当有一天国家建设要用到这些理论的时候，最好这些理论已经被我们发现了。”
……
【中央书记处1954年8月30日会议纪要】
｛中科院科学家座谈会上，恩来向束星北提出问题“有没有可能在一个小空间内的时间会倒流”，书记处认为，这样的话以后不宜再说。｝
｛今后在理论物理学界，中央的态度应是鼓励科学家自由钻研基本物理学的前沿方向，不应太有目的性地引导他们研究爱因斯坦时空理论。这或许可能会加速找到时空穿越这件事的答案，但更可能会让外国产生一些联想和猜测。｝
｛时空穿越的公文包的重要性，以及时空穿越本身的重要程度，我们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为过。｝
｛在过去，我们的注意力只集中在“公文包里的文件内容绝对不可向外界公布”，这其实是不全面的。一件物品穿越时空这件事实一旦为世界所知，都有可能引起巨大的、后果难以预料的震荡，这对国家的发展、世界的稳定并非好事。｝
｛公文包的本质，是我们这个世界与某个未知的世界发生了接触。哪怕这种接触十分有限，且是单向的，仍然挑战了过去已知的社会科学规律和自然科学规律。｝
｛在一些人那里，他不需要知道这个公文包里的内容是什么，他只需认定这种接触真实存在，无限的想象力便会萌发出来。｝
｛我们深知，随着人类社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七十年后、七百年后的人类世界远远超越了1950年代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