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镜元：“主要的困难是样本太小了，只有这一个图形。一开始呢，我是把这个东西想复杂了，你看啊，一战时候德国的手工密码，ADFGX密码就有目的地均匀化了各个字母出现的频率，让简单的词频/字频筛选法失效，后来的ADFGVX也是。隐藏词频、乱序排列伪装成随机电报码，这些都是1918年英德密码学家就早已掌握的加密技巧，这个图形密码里面却全都没有用。所以我说它就不是专门为了为难破解者设置的，这个……这个图形密码，可能是业余加密爱好者制作的？”
李克农：“这个图形密码的制作者是谁，我们现在也正在寻找。破解这个图案，就是寻找制作者的方向之一。”
戴镜元：“那就有意思了，我破解了这个图案之后，最为可信的一版破译明文，主要是由英文字母构成。”
……
李克农把描摹的二维码交给戴镜元，并“提示”这个由黑白小色块构成的方形图案可能是用黑/白两色代表0和1，再用01二进制计数法表示其他的内容。
戴镜元先不忙破解，他先是整体上研究这个图案，经过几次尝试之后，他确定这个方形四个角有三个角都有的由一框黑色一框白色相间而成的小“回”字形不太像是秘密信息。因为这几个图形完全一样，如果是加密信息，不可能有这么巧合的事情。
（到后来戴镜元深陷进去，到第9个月时在图案的偏左下区域又发现了一小片黑白区域不是秘密信息，这个发现让破解工作往前推进了一大步）
所以，这个图案的有效信息，应该是抠掉了右上、左上、左下三个回字形之外的其他区域，好几百个黑白小色块，也就是几百个0和1。
工作进行到这里，就必须用穷举法了。古典密码时代，密码专家们如果用“技术手段”破译密电，最后都会落入穷举法这个步骤。只是在穷举之前专家得找到正确的方向以免穷举也举不出结果，以及专家尽可能地缩小穷举范围，加快破译速度。
戴镜元办公室里那些杂乱无章的写满了0和1的纸，一大半都是在这个时期诞生的。先假定黑是1，白是0，其实反过来也一样。然后这400多个数又怎么解释呢？
为了解释这些二进制数，戴镜元甚至借来了一大堆的数学书琢磨这个二进制的数学规律问题。当研究二进制的时候又知道了“璞玉”计算机的存在，到后期他都开始申请使用计算机减少工作量。
像没头苍蝇一般在0和1当中挣扎了很久，在第6个月，戴镜元想到了一个可能的方向：这些二进制数的第二重加密可能没那么复杂。
戴镜元是将图案当做被中央截获的神秘机构发送的密电破解的，所以他先就预设了这个图案经过二重加密甚至三重加密。但他用各国军事密码专家现在已发明的多重加密法套进去，都毫无收获。在一次脑洞打开的思维中，戴镜元突然想到另一种可能：
图案的二重加密仅仅是——可能仅仅是——为了让图案中的黑白色块分布更加均匀，以免出现大片的空白（全0）或大片的黑墨（全1）！！
戴镜元悟透这个二重加密原则（二维码掩码）时，时间已经过去了8个月。他在这个方向继续前进，很快找到了二重加密叠加的图形生成公式：[（i*j）/3+i+j]/2=0
当确定这个公式之后戴镜元再回头看这几百个0和1的数字，这时他不得不“噗”地一声：
叠加图形的生成公式描述，就在左上角无意义的回字小图形的下方！
所以戴镜元对李克农十分肯定地说这个图案不是专门为了为难人而设置的。
“揭开”二维码的掩码，戴镜元又开始破解那400多个0和1代表什么。之所以是“又”，是因为它在排除了那四个回字小图形之后就不断地做这种试探性破解，贡献了架子上的废纸量的至少一半。现在就是揭开掩码之后用新换算出来的01阵列再执行破解。
其中又在第9个月排除了图案的偏左下区域，但之后仍然是很庞大的工作量，直到最近他才逐渐确定了一个版本的有意义的译文。
现在，写着译文的一张纸就在李克农手里：
http☆■■www◇cppcc◇gov◇cn■zxwy■newcppcc■leibusi■index◇shtml
这这这……这是？诶！这有意思！
戴镜元：“这一版的破译稿，主要是由英文字母构成，但还有一些我不太确定，有三个字段我尚未破解出来它代表什么，因此就分别用☆、■、◇这几个符号来指代它。但是我认为这很可能是有实际意义的信息，因为它里面出现了new、index，这两个都是英文单词；出现了gov，在西方商用电报码里面它经常是government的缩写；cn通常是china的缩写。leibusi这个呢，我直觉感觉它像是三个中文字的发音。其他的猜想版本的译稿也有，但都没有这一版这么可信，李部长您要不要……”
“你的这个版本的译码非常好，非常好，”李克农抬手示意他要抢话，“其他的版本我就先不看了。”
李克农知道中国文字改革协会现在正在制订汉语拼音方案和第一版简化字表。汉语拼音方案是参考了民国时期发布的国语罗马字、韦氏拼音、拉丁化新文字，但又有所不同，以尽量模拟汉语实际的发音。
在现在的初版“征求简易版”汉语拼音方案中，那位2022年的政协代表雷布斯，汉语拼音就是leibusi。
除此之外还有cppcc，戴镜元可能脑子发晕糊涂了，他暂时没联想到这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Chinese People' 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的首字母缩写。
李克农：“这个版本的译稿我要带走，这项情报是由……情报部的另一个小组统合研究的。”
戴镜元点点头，又拿出几页纸：“好的，这是译稿和它的前一版本解读，我都用比较工整的字迹抄在上面了。”
……
“这个图形码，我觉得基本上就是它的正确译码了。”
政治局书记处，总理、总司令和陈沄现在在北京，不过总理马上就要启程出国访问了。李克农将戴镜元的破译稿拿回来，他用自己在情报部门几十年的工作经验，直觉上判断这版破译稿就是正确的。
总理也凭经验判断这一版破译稿很可能是对的。
那么，它代表什么呢？
这一组英文字符，http代表什么不知道。www是什么也不知道。末尾的shtml是什么也不知道。
除了头和尾的字符完全无法解读，此外还有3个未知字符，其他的倒是能猜个大概，分别是：
中国政协的缩写；政府的缩写，中国的缩写；zxwy可能是“政协委员”，newcppcc是“新-中国政协”，leibusi就是雷布斯，index是索引或者标志或者书目。
总理把这些信息连了起来，然后试着整理它们之间的逻辑做解读：
“中国政府，全国政协。新一届政协委员雷布斯的索引。”
李克农：“所以，这又代表着什么呢？”
总理摇摇头：“克农，我有一种感觉，现在还不是我们能够完全解读出这条信息的时候。”
第四十二章，营业税，消费税，增值税……农业税
“陈副总理，我们的中央税收在1952年和1953年都是以20%以上的增幅在增长，税收局面和财政状况可以说是一片大好。另外就是根据中央提示我们的开源、节流、增收、增效的原则，税务系统加强了对民营企业的核查，到现在可以说已经形成了良性循环。当刚开始的时候，只有一小部分人按规纳税，这时候纳税的人就压力很大，他交税了，而大部分的商家没交税，他在成本上吃亏。当大部分的民营企业纳入缴税行列的时候，压力就转移到了没纳税的那部分人那边，按规纳税的商家看着没纳税的就不舒服。”
国家税务局局长李予昂，他在陈沄召开的会上发言时，感觉自己这两年做的工作不错。
当然，这主要还是国务院和财经委给出了明确的方向，以及中央的大政策：“私营企业，无论是大私企还是小私企、微型私企，在社会主义的制度下，我们都应该把它们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
按照现在国家税收的三级体制，国税局拿到的税收是大头，匀给地方税务的部分则可以促使地方税务系统更仔细地核查本地的经济运行情况，找到新的财政收入增长点。
李予昂的话陈沄认可其中的大部分，但有一些地方陈沄还是有话要说。
“税收局面一片大好，这如果按增长率来算是一片大好，但是中央财政的状况，目前经过了政策调整，还是不大好的。”
李予昂：“……”
啧，还要我多征点税是吧？
……
到1953年，属于中央财政的收入主要包括：地方财政与中央财政的“分成”；国企的利润上缴；只能由中央财政征收的关税、海关代征的各税种收入；国债收入和汇兑收入。
到1954年，国企的利润上缴要正式做大切割了。陈沄把今后的国企利润一分为二，其中一部分以“国企所得税”的方式收归财政，其余的放在国资委。只有少数只属于国务院的国企（已经私下被叫做中央直属企业，或央企）还保留利润上缴机制。
这就等于中央财政的收入一下子裁掉了1/3。
当然中央财政收入裁减下来，“支出义务”也减少了，以前国企全额利润上缴中央财政，那么财经委也就要全额负责国企的企业新建、工厂扩建、技术改造等等开支。这些钱都从中央财政拨款，哪怕是骨干国企里面一个小的技术改造都得这样拨款，不得不说这种流程效率极低，对资金浪费极大，还容易让国企错失技术升级的最佳窗口。
国企的事情改由国资委来办，并且国资委还给企业留一部分利润用于自建设，国资委下面的各工业和产业又依次按照行业分配，这样实际上国企的自由度提高了，反而更容易发展。1953年试点的30多家国企基本上都收到了正面的反馈。
于是，现在就得解决另一个问题了：如何在国企利润大部分“离开”中央财税体系后，中央财政还能有足够的资金。
陈沄：“法国税务局联合主任莫里斯·劳雷，在上个月也就是1954年3月宣布，法国征收Value-added tax，VAT的时机已经成熟，法国税务系统将在1954年10月正式在法国本土及殖民地范围内征收VAT。VAT也就是增值税。予昂，关于这个税种的研究，此前我们是有过的，你也参加了研讨，你觉得增值税这个税种整体来看怎么样？它和消费税、零售税、营业税、商业税之间对比的话，都有哪些优势和劣势？”
李予昂：“是啊，法国人还在象牙海岸搞增值税试点的时候，您就让中央部位特别是国税局研究这个增值税的效果了，现在劳雷表示全法国都要以增值税代替旧税种，说明髪国人已经认可了这种税种的优点。……我觉得，增值税本质上是以商品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作为计税依据而征收。它包含了两重含义：第一个原则是只有商品才征税，不作为商品流通的东西不征税；第二是针对商品在流转过程中产生的增值额，而不是它的销售额，也不是商家或者工厂的规模大小。”
陈沄：“咦，第一条原则你总结出来的居然是这个，第一条原则你觉得比第二条还重要？”
李予昂：“是的，十分肯定。不作为商品流通的东西我们征税，首先国家就得帮生产者统计出来他到底生产了多少，然后再按比例拿走一部分。而其余的部分呢？其余的部分他其实也没法作为商品销售出去。我说的就是农业税。”
陈沄：“予昂，我们这次开会，是在讨论增加中央税收的方法啊。”
董必武：“李予昂看来是比较赞同取消农业税？”
李予昂：“是的，农业税，尤其是在人均耕地较少的地区征收时，每个人头能收上来的税极少，按现在的比例，可能每个人每年交十几斤、二十几斤粮食而已，但是，征税的成本又极高，甚至可以说在那些西南山区，征收成本是大于征收上来的粮食的价值的。”
陈沄：“1949年的时候，咱们中央财政收入里头，60%是靠农业税撑着的，连当时我们发行的公债都叫小米公债，用的不是法币也不是人民币，而是以小米作为一般等价物。到后来农业税在财政税收里头占的比例越来越小，从60%到30%，去年不到30%。但也差不多有1/4的税收来自农业税。咱们的财政也几乎没有盈余，小赤字或者小黑字，农业税这个事……再等等吧。咱们一起努力，等哪天农业税的收入额占财税收入的总比例降低到10%以下了，我们再考虑这个事情。”
李予昂叹道：“我当然明白，陈副总理，但是啊，可能我努力个五年八年，再加上国家本身的工商业大发展，八年以后我们国家财政力量极为雄厚了，不用靠农业税就能撑起财政了，但那时候，嗯，我退休了。”
董必武：“予昂，计较太多个人得失，太计较虚名，不是共产党人的做事原则。栽树就栽树，后人乘凉是不假，可这后人不也是中国的老百姓吗。你做这些工作，本质上不也是为了老百姓，这有什么好遗憾的。”
“暂停一下，暂停一下，”陈沄说，“怎么话题被带跑了。第二条。这么说吧，和增值税相似的税种，主要是消费税，主要是美国在征收。增值税和消费税相比，你觉得哪一种税更合理？”
李予昂：“增值税和消费税都属于流转税，以纳税人商品生产、流通环节的流转额或者数量以及非商品交易的营业额为征税对象。不过，虽然都是流转税，消费税属于价内税， 是以消费品的流转额作为征税对象；增值税属于价外税，是对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就其实现的增值额征收。它们之间的优劣，考虑到国内现在的情况，可能，可能都不太容易，因为我们对国家经济运行状况的把握还不是特别强。当然现在比49、50年的时候强得多了，但还不够强。”
陈沄：“我们也不是说现在就要把流转税给实施了，54年不会，本来就来不及了，55年如果不是进度特别快，恐怕也不会。但56、57年或者更远的时间，我们也得做好计划。流转税是一定要收的，现在国家方面的困难，很难一一追踪每件货物和劳务的流转和增值情况，但是我想了很久，其实我们可以采用“销项税-进项税”的办法来计算增值税。”
陈沄说的这个卡住“销项税-进项税”这个环节来征税的方法，靠的是——发票。
……
“予昂，今后国家税收的重点可能是增值税，但消费税也可以征收。”
陈沄又补充了一句。
“但是，增值税是普遍征收的，消费税是针对特殊门类的商品征收。征收消费税要有目的性和导向型，现在能想到的两类，一是烟酒等并非普遍国民需求的，是否健康也存在争议的商品，二是糖、化妆品和珠宝等行业。”
李予昂：“这应该难度不大，烟酒现在已经确定是要继续执行国家专卖政策了。既然是专卖政策，那么可以设置一个比较高的利润率，对了，其中还可以细分，高档研究的税率高一些，低档研究可能它还可能是体力劳动着的硬性需求，这些的税率就可以低一些。”
……
中央税收政策始终是陈沄最关注的问题之一。这一连好几天的讨论，想的都是怎么增加财政的收入。
虽然国企的升级更新现在已经绝大部分“甩”给了国资委，可中央财政花钱的地方一点都不少。
增长得最恐怖的支出项是教育支出。中央书记处和科技小组经过调查研究分析，已经明确得出了结论：教育是现在中国最大的短板。文盲率高、中等教育极其稀少，高等教育更加稀少，在苏联援建工业项目的时候就显露出了缺人才带来的不便，如果中央要努力加快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争取在短时间内梳理出一条可行的科研体制道路，那需要的人才更多。
因此现在全国运行的、在筹建的师范类学校高达几百所，其中1/4是高等师范，3/4是中等师范。
师范学校不收学费，还给学生发饭费，也就是说，全部由国家财政掏钱，培养出一批一批的教师。
如果这一切顺利，那么在5年之后全国的高等、中等教育率和识字率就会开始剧烈上升。因此无论如何都得咬牙搞钱，搞更多的钱。用陈沄在会上的话说就是，“没有钱，四个现代化哪一个都办不成”。
第四十三章，共产主义不是用金锄头种地
戴镜元破解出二维码、李克农拿到书记处的会议上汇报时，主席不在北京。
主席先去了贵州遵义市，在这里北京电影制片厂、上海电影制片厂合拍的一部新战争片正要开机：
《土城战斗》。
这是阅读到未来文件尤其是看到《长津湖提案》之后主席就一直想做的事。但未来文件到来马上就是紧张的一年抗美援朝，接着国内转入五年计划建设，一大堆事务要优先处理，拍电影这件事就只能拖后，一拖就到1953年下半年。
主席认为革命战争历史影片不能只拍胜仗。《南征北战》可以拍，《渡江侦察记》也可以拍，但同时我军历史上曾经的失败也要拍出来，因为在某种程度上说，失败更有总结经验教训的价值，更能引人思考。
根据这一原则，中宣部、北影厂和上影厂很快挑出了一个败仗的题材：《血战湘江》。
主席还是不大满意，说：“湘江是可以拍的，这确实是个败仗，拍出在王明左倾的机会主义路线、失败时的逃跑主义路线领导之下，我党我军遭受了多么严重的损失。但只拍湘江的失败还不够，你们要拍一部我毛ze东打过的败仗来。”
北影厂、上影厂：“……”
主席：“我看，就拍一部土城好了，这一仗是我的败仗。开过遵义会议之后，我们中央红军打的第一仗，结果就不大好。”
新中国三任国家主席、周总理、五任国防部长、朱老总彭总林三虎刘伯承……（十大元帅中的七位）、六位大将在内200多名开国将军：“说得对，这一仗我们都参与了，确实是败了！”
主席：“拍这次战斗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打败我们的郭勋祺先生现在是四川省政协委员兼交通厅厅长，请他来做电影的军事顾问，一定能把这场战斗客观地反映出来。”
老帅老将们：“有道理。”
四川交通厅厅长郭勋祺：我，我病了，请个假……
主席在贵州呆了4天，其中在遵义一天，但仍抽了半天时间和集合完毕的剧组说了说。与编剧组、顾问组的交谈尤其多。因为担心自己的话编剧们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主席回头想了想还写了个书面的剧本批注。
（郭勋祺和朱老总共同回忆的土城战斗经过，土城战斗之前，中央得到的情报是郭勋祺部有4个团，因而决心吃掉这一部分川军打开一条通路。但交战之后发现郭勋祺部的兵力远超过估计，且战斗意志也超过我方的估计。）
｛注｝郭勋祺布设了正确的防御阵地，这一点不要因为他请假不来当顾问，就给他忽略了。
（战斗中久攻不下，主攻的两个军团伤亡较大，陈赓的红军干部团不得不出动参战）
｛注｝干部团在这次战斗中伤亡百多人，这是很大的损失。也说明我们当时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最终红军鏖战1天1夜，未能打穿郭勋祺的阵地，甚至郭军还发动了小规模反击，我军不得不主动撤出战斗，改在土城、猿猴场之间一渡赤水，结尾的镜头语言预示红军将从失败走向胜利）
｛注｝发动土城战斗的决定就是一个错误，包括我在内的中央军委在不准确的情报的推动下，做出了过于乐观的估计。但为什么土城战斗失败了，而红军却没有失败？如果当时我们固执地一直要打下去，再打两天，甚至一天，其他四川军阀的部队就会追上来，我们就跑不掉了。但是朱老总上了一线指挥战斗，我也到了一线，看到了战场的实际情况，由此判断出不应该再打了。我们要善于总结教训，修正错误，要实事求是地去了解战场的情况，而不是一意孤行。
……
湖北武汉是主席考察的第二站。武汉正在建设的长江大桥、武钢是国家的重点工程项目。但是长江大桥现在刚刚完成初期准备工程，武钢的第一座高炉预计于1957年投产。主席在武汉视察的时间最长的是武汉的国营武汉第一棉纺织厂。
作为中国近现代纺织工业基地之一（一度仅次于上海）， 武汉近代机器棉纺织工业始于1892年，历经半个世纪，1949年时虽然遭到战火破坏，但无论纺织工人还是工业机器，都有一定的基础。1951年6月15日，国资委在汉阳区原汉阳兵工厂旧址上开始兴建国营武汉第一棉纺织厂，1952年4月基本建成，6月开始试生产，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依靠自己力量新建的棉纺织厂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