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艺复兴数百年后，原来的野蛮人来至东方，强行叩开国门。
清朝朝廷感叹于洋人的船坚炮利，定下‘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国策，决定中体西用，兴办洋务。
清廷采购了无数西方的枪炮舰船，平定太平天国，打造出一个咸同中兴来。
洋务派志得意满，觉得可以与列强掰一掰手腕，洋务大臣，两榜进士出身的李鸿章也忘了年少时读的圣贤书，开口说，孔子不会打洋枪，今不足贵也。
但甲午一战后……
大家才发现我们输给洋人也就算了，现在怎么连近邻倭国都打不过。
是我们采购的枪炮舰船不够多？
朝廷腐败，怪政府？
清廷防备汉人？
制度问题？
李鸿章，丁汝昌的战略战术问题？
最厚黑的还是洋人教我们的留了一手？上树的本领没教？
但这问题最靠不住，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几乎同时而起，为何日本人从洋人那学会了，我们却没学会？
洋人根本没藏私嘛。
而且洋务运动，主张是中体西用。
明治维新，则是和魂洋才。大家的方针差不多。
但林延潮却知有个细节很多人没主意到。那就是日本其国民的识字率甚至比同时代工业革命后的英国还高，这个数据是在明治维新以前，不是明治维新以后。而同时代的清朝，不过百分之十。
说来天荒夜谈，但却是真的。
这是为什么？
因为日本大量推广寺子屋，在江户时期就已开创了国民教育的先河。
所谓寺子屋是专门针对平民子弟的教育，男女都有，其内容近似今天小学教育。民间如此高的识字率，如同堆垒了无数的柴薪，有了雄厚的积淀，待明治维新，西学涌入时，大势如烈火直冲而起。
往事已远。
林延潮回到现实中，寺子屋的事，却给了他启发。
日本与我们一并错过了活字印刷的思想爆发期，但不等于错过一切。
如果朝廷的士大夫们，能够不那么重道而轻艺，不重义轻利，能少谈论些经义，多谈些事功，那么错过活字印刷也没什么。
若国策以经世致用，务实为本，以中国之地大物博，人力物力之雄厚，总会想出替代的办法。
活字印刷，器也，但道却可御器。
道可御器，这是理学的道理，但此道却非理学的道。
想到这里，林延潮目光悠远了起来。
PS：嗯，马上要回朝堂了。
六百四十五章 发来贺电
林延潮一席话后，令众弟子都陷入了沉思。
换了旁人或许会质疑一句，林延潮又没有去过泰西，为何会对泰西之事如此了解？你不是在危言耸听吗？
但他的弟子对林延潮都十分信服，故而都不觉有疑。
众弟子们听了林延潮一席话，都认为眼下我大明虽乍看乃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盛世，但也需当居安思危。我等身为读书人，更该如此。
用事功学里的一句话概括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在此理念下，作为学功堂杂论主编的陶望龄，徐火勃，都觉得任重而道远。身为学功堂杂论的创刊号，不仅要将事功学之思想传播给众人，而更应带给广大有识之士一种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危机意识。
在这普天之下并非只有一个大明，我等读书人不可在仍沉浸于‘皇明混一海宇，超三代而轶汉唐，际天极地，罔不臣妾……’的美梦中，应该沉下心来放眼看世界，脚踏实地的务经世之学。
陶望龄，徐火勃二人与共创刊的十几名弟子，他们左思右想一阵，将‘学功堂杂论’的名字改为‘事功刊’。
再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八个字为创刊精神，写在‘事功刊’的刊头之下，之后才是创刊日期万历壬午年，二月初六，另并注明此报七日一版。
当然此刊未出，凭林延潮三个字已是足够的引人注目，加之林延潮当日与众弟子们说的一席话，也是经弟子们之口传了出去。
如泰西之国文明不逊色于我中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语，倒也是足够令人一醒。
京城士子们翘首以盼，只想看看这事功刊到底写了什么。
到了二月初六，正是大兴县县试之时，林延寿踌躇满志从府里踏出，前往县试考场。
而在国子监，大明门外，穿着小蓝衣的刊童们挥舞着手中的事功报在那大呼。
卖刊！
卖刊！
卖刊！
看林三元的惊世之论！
读经世之经，务致用之用！
通古今之变，宜放眼天下！
路过的官员士子闻言，都不由停下脚步心道，这林三元真好大的口气！
也有人摇头心道，林三元也真脸皮好厚，哪里有这等自卖自夸的。
也是，当时读书人写了一本书，虽想让天下人都看自己的著作，但也没有这么候着脸皮打广告的。而林延潮这么做，实在不是读书人矜持的作为，倒似街边卖菜的摊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