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1月2日，胡适陪同杜威到天津。杜威演讲《真的与假的个人主义》，胡适翻译。3日，胡适应天津学生联合会作《非个人主义的新生观》演讲。
——1月20日，北京，杜威在中国大学作《西方思想中之权利观念》演讲，胡适翻译。胡适也许并不知晓，迭次登坛翻译杜威演说，实际上是起到展现自己年轻风采的效果。胡适哥大同学赵元任的未婚妻杨步伟听了杜威演说后说，“从杜威先生龙钟状态，更显
出胡适之的精神焕发了。”乃至见了胡适面，大胆地直言“去听了讲（杜威演说）是因为去瞻你的漂亮丰采而去的，我并不懂什么哲学。”至此，胡适应该恍然大悟了。
——1921年6月初，北京（因教育经费请愿）学潮中北大教授马叙伦遭军警毒打致伤，住首善医院。为摆脱被监视，胡适请杜威协助将马转住美国医院。杜威答应去办。
——6月30日，杜威夫妇将返国。上午，北大举行欢送会，胡适代表北大作欢送演说。演说云，杜威先生不曾给我们什么关于特别问题的特别结论，他只给了我们一个方法，使我们自己去解决一切特别问题。他的方法分两步走：一，历史的方法；二，实验的方法。杜威先生虽去，他的方法影响永远存在。下午，在来今雨轩北大等五团体（北大、男女两高师、尚志学会、新学会）公饯杜威。胡适为五团体主席范源濂致欢送词作翻译，又代表北大致欢送词，先英语，后又自译汉语。梁启超代表新学会在会上致词（由赵元任译成英语）。杜威、杜夫人、杜女公子均在会上热情致词，都由胡适译成汉语。
——杜威返国前夕，7月5日，胡适偕妻冬秀、子祖望到杜威家话别，并在他家吃中饭。
——7月10日，胡适与杜威到荣光照相馆合影留念。作文《杜威先生与中国》，刊《东方杂志》18卷13号（1921年7月10日）。
——7月11日，杜威夫妇离京，启程返国。胡适偕长子胡祖望（2岁）到火车站惜别送行。胡适在这天的日记里动情地写道——
杜威先生今天走了。车站送别的人甚多。我带了祖儿去送他们。我心里很有惜别的感情。杜威先生这个人的人格真可做我们的模范！他生平不说一句不由衷的话，不说一句没有思索过的话。只此一端，我生平未见第二人可比他。
这篇日记的手稿本中，附贴有发表该日《晨报》的《杜威先生与中国》剪报。剪报下，胡适又写道——
中国真懂得杜威先生的哲学的人，实在不多，故我很想使大家注重这一个真正有益的一点——方法。
这个“方法”，即是“历史的方法”与“实验的方法”。尤其后者，胡适说，从具体事务下手，
提出假设，用实行来试验。这是胡适一生奉行并加以发展的“实验主义”。胡适称，实验是
真理的唯一试金石。
胡适对恩师的怀念，也可以说是终身的。逝世前两个多月，1961年12月5日，他还和秘书胡颂平聊起杜威先生的健康与高寿得益于太太的精心照顾（胡适说“招呼”），他说——
杜威先生第一次的太太是患神经分裂病，躺在床上医了几年才死的。第二次结婚，是他的一位朋友的女儿，年纪轻，也很有钱。这位太太招呼好，夏天，陪他到凉爽的地方去避暑；冬天，陪他到暖和的地方去过冬。一个人到了老年，子女都分开了，不能常在他的身旁，全靠太太招呼的。杜威先生八十八九还开过一次刀，是前列腺的毛病；不开刀，将会影响大小便的闭塞。那次开刀是很危险的。杜威先生一直到死时，他的脑筋仍旧是很清楚的啊！（《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1961年12月6日）
杜威早胡适10年归天，活到93岁，比胡适多活了22年。不过他们暮年都思路敏捷，脑筋清晰，可惜胡适的生活背景远不如他的恩师。因为他的太太忙于“战方城”，直到丈夫1961年2月心脏病复发，再次住医院后8个月，她才由美国返台北，与丈夫团聚，然而才4个月，便永诀了。
拂去偏见的积尘，我们心平气和，将历史册页翻到90年前的1月1日，看到了《新青年》杂志2卷5号刊登了胡适寄自太平洋彼岸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学改良刍议》一篇文章。可知？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信号！再看，主编陈独秀紧接在下一期（2卷6号）上写了一篇充满激情的文章《文学革命论》，“为吾友之声振”，高张“文学革命军”之大旗。所以说，首先呼出“文学革命”口号的是胡适，接过这个口号而擎起这面大旗的则是陈独秀。但是“首举义旗”却是至关重要的，关系着胡适身家命运和身后历史地位。我们实在有必要了解下胡适“文学革命”的由来。
“文学革命”一词是胡适和他的几位同志于中国文化命运的同学在笔战、讨论中冒出来的，真实概念却是文字，白话文。起因是胡适对“清华学生监督处”（给留美官费生寄月费的机构）“怪人”钟文鳌一项“废除汉字，取用字母”主张的反感，但他也深感汉文即文言文“乃是半死之文字，不当以教活文字之法教之”。他以为“活文字”，是日用语言文字，即白话文。这时，胡适尚在康奈尔大学读书。1915年夏天，美东中国学生会成立一个“文学科学研究部”。胡适是该部文学股的委员，负责年会文学研讨的选题。他与同期“庚款”康大同学赵元任分别提出了“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胡）、“吾国文字能否采用字母制，及其进行方法”（赵）。胡适首先提出了改良文言文的命题，切入了正在酝酿中的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漩涡。赵氏的几篇国语罗马字拼音论文，现今看来，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是我国汉字拼音化史上重要的学术文献。
同年9月中旬，胡适转学哥伦比亚大学前夜，在绮色佳迎来了他的安徽老乡梅光迪（觐庄）。梅刚从威斯康辛大学本科毕业，将去康桥哈佛大学读研究生。胡适写了一首共420字其中又11个外国字译音的长诗送他，其中有一句“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引起了反响。他昔年的中国公学同学、现今低他两年的康奈尔化学系同学任叔永（鸿隽）连缀胡诗中外国字译音，做了一首游戏诗，回应则他：“文学今革命，作歌送胡生”。“文学革命”四个字就这样在乡情友谊，三人两首送别诗的嘻笑谐趣中冒出来了。
然而，“文学革命”对胡适来说是有庄重用意的。9月20日，他在绮色佳去纽约的火车上，写了一首其七律，分赠任叔永等康大的各位朋友，开门见山地道出他的“文学革命”主攻方向：“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意思很明白了：“文学革命”的起点是“诗国革命”：写诗，反对琢镂粉饰，要跟作文一样用白话来写。后来他回忆道：“从这个方案上，惹出了后来做白话诗的尝试”（《四十自述?逼上梁山》）。
1915年下半年新的学年开始后，胡、梅、任三人三地各忙自己的学业，“但这只是暂时的停战”。
1916年开春伊始，“偶一接触，（笔战）又爆发了”，“我们的争辩最激烈，也最有效果”。梅光迪首先反对“移‘文之文字’于诗”；任叔永来信，赞同梅的意见，甚至刺胡适“文学革命自命者，乃言之无文……吾国文学不振，其最大原因，乃在文人无学”。胡适不为二挚友逆声所动，坚持“诗国革命”己见。笔战硝烟起。争论中，胡适深入研究“中国文学问题的性质”，从2月到3月，他“思想上起了一个根本的新觉悟”：“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起来替代了‘死文学’的历史。文学的生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和思想。工具僵化了，必须另换新的，活的，这就是‘文学革命’。”（《四十自述?逼上梁山》）换句话说，所谓“文学革命”，就是“用白话文替代古文的革命”。
胡适把这一明确的见解，写信告诉梅光迪。研究过西洋文学的梅回信居然很赞同。从此胡、梅成了胡适的“我辈”了。胡适欣慰的同时，继续深究，小心求证。4月间，他从中国韵文发展的六个阶段得出“诗变六大革命”的结论（事实）；又从中国散文发展中“活文学”（俚语）导流的“革命潮流”，证实自己主张的正确。于是他写下了《沁园春?誓诗》，1916年4月13日发出宣言：“文学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
看来胡适的“诗国革命”——白话作诗的运动一帆风顺了。岂料，1916年夏季绮色佳镇凯约嘉湖上的一波风浪，几乎掀翻了他们共济之同舟，又“引起了一场大笔战，竟把（我）逼上了决心试做白话诗的路上去”（《四十自述?逼上梁山》）。
尚在6月，胡适去克里夫兰参加“第二次国际关讨论会”的往返途中，都在绮色佳作短期逗留，与那里的老同学任叔永、唐钺、杨杏佛、及梅光迪等交谈改良中国文学的方法：用白话文作文、作诗、作戏曲，尖锐指出“今日之我以为乃是一种半死的文字；今日之白话文是一种活的语言……白话并非文言之退化，乃是文言之进化”。“吾以为文学在今日，不当为少数人之私产，而当以能普通及最大多数国人为一大能事”。这种相当先进的文学观，立刻遭到梅光迪的反攻。
接着凯约嘉湖翻船事件引发了笔战烽火又起。7月8日，任叔永、陈衡哲（即莎菲女士）、梅光迪、杨杏佛、唐钺这一群中国留学生，泛舟高山湖泊凯约嘉湖，不巧遇暴雨，船划到近岸时倾翻了，个个成了“落汤鸡”。这本是一件生活轶事，但长于作诗的任叔永写了首四言长诗《泛湖记事》，寄给哥大胡适。胡适一读，觉得任诗里什么“冯夷所吞”、“言棹轻楫，以涤烦疴”、“猜谜赌胜，载笑载言”等不是陈言套语，就是上句二十世纪的活字，和着下句三千年前之死句的杂烩，于是就写信去指出、批评。任不服，回信反驳。原来已容忍白话诗的老梅，态度大转变，出来打不平：“如足下之言……村农伧夫足为诗人美食家矣！”胡适回枪，一首千言“打油诗”，也是蛮入骨的——
“人闲天又凉”，老梅上战场。/拍桌骂胡适，说话太荒唐。……文字没有古今，却有死活可道。/古人叫“欲”，今人叫做“要”。/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今我苦口哓舌，算来欲是如何？正要求今日的文学大家，/把那些活泼泼的白话，/拿来锻炼，拿来琢磨，/拿来作文演说，作曲作歌：——出几个白话的嚣俄（按，即雨果），/和出几个白话的东坡……（7月22日）
梅光迪去信狠狠挖苦——
读大作如儿时听“莲花落”……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7月24日）
任叔永去信委婉中不乏严肃——
白话则诚白话矣，韵则有韵矣，然却不可谓之诗。
白话自有白话用处（如作小说演说等），然不能用之于诗。（7月24日）
7、8月火热的天，胡、梅、任“一日一邮片，三日一长函”，炽热地切磋“诗国革命”，一正一反地笔战，终于使胡适清晰意识到，“现在只剩一座诗的壁垒，还须用全力去抢夺。待到白话征服这个诗国时，白话文学的胜利就可说十足的了，所以我当时打定主意，要作先锋去打这座未投降的堡垒：就是要用全力去试做白话诗”；“不但是试验白话诗是否可能，这就是要证明白话可以做中国文学的一切门类的唯一工具”（《四十自述?逼上梁山》）。于是他在7月26日、8月4日先后致信任叔永，第一次宣言不做文言诗词了，“吾自此以后，不再做文言诗词。吾之《去国集》乃是吾绝笔的文言韵文也”！“吾去志已决”，“此时练习白话韵文，颇似新辟一文学殖民地。可惜须单身匹马而往，不能多得同志，结伴而行”。两位好友因为不理解，几乎与他分道扬镳——梅光迪学成归国后，做东南大学教授，成了顽固的复古派，更猛烈地反对白话文新文化运动——他只好单身匹马去探索了。这种探索中的寂寞孤独感萦绕着胡适，久久不散。8月23日那天，他坐在宿舍窗口吃自做的午餐，越过窗下一大片长林乱草，远望赫贞江（按，现通译哈得逊河），忽见一对黄蝴蝶从树梢飞上来；一会儿一只蝴蝶飞下去了；剩下一只独自飞了一会，也慢慢地飞下去，去寻找它的同伴去了……胡适在如是无声的寂寞中迸发了诗的灵感，白话如一道闪光，引出了诗的题目：《朋友》（后改名《蝴蝶》）——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这就是胡适的第一首“实验白话诗”。1916年，他一方面与朋友笔战探索，一方面接受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影响，把白话诗这一假设作为“文学革命”命题的一个方面（小说词曲已为历史证实），进行实地试验。白话诗《朋友》，和《赠朱经农》、《中秋》是他“白话诗三首”试验之首……“我的白话诗还没有写得几首，我的诗集已有了名字了，就叫做《尝试集》。”“我生求师二十年，今得‘尝试’两个字。作诗做事要如此，虽未能到颇有志。作‘尝试歌’颂吾师，愿大家都来尝试。”胡适坦白地承认，“我的白话诗的实地试验，不过是我的实验主义的一种应用”（《四十自述?逼上梁山》）。所以，实验主义是胡适“诗国革命”或“文学革命”——白话文运动的哲学基础。
《尝试集》于1920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发行，标志了胡适“尝试”白话诗成功。同时这本小册子也使他誉满大江南北，被友人称白话诗的“通天教主”。这里插一段因《尝试集》“媒介”，他晤见废帝溥仪的故事。我们不作“话说”、“品评”，还是直击他的日记为准——
十一（1922年）?五?十七?（W）
今天清室宣统帝打电话来，邀我明天去谈谈。我因为明天不得闲，改约阴历五月初二日去看他（宫中逢二休息）。
原来是溥仪主动约胡适去会面。
十一（1922年）?五?廿四?（W）
我因为宣统要见我，故今天去看他的先生庄士敦（Johaston），问他宫中情形。他说宣统近来颇能独立，自行其意，不受一班老太婆的牵制。前次他把辫子剪去，即是一例。上星期他的先生陈宝琛病重，他要去看他，宫中人劝阻他，他不听，竟雇汽车出去看他一次，这也是一例。前次庄士敦说起宣统曾读我的《尝试集》，故我送庄士敦一部《文存》时，也送了宣统一部。这一次他要见我，完全不同人商量，庄士敦也不知道，也可见他自行其意了。庄士敦是很稳健的人，他教授宣统，成绩颇好；他颇能在暗中护持他，故宣统也很感激他。宫中人很忌庄士敦，故此次他想辞职，但宣统坚不肯放他走。
这是溥仪要见胡适的背景，由头便是那本时髦的《尝试集》。
十一（1922年）?五?卅?（T）
今日因与宣统帝约了去见他，故未上课。
十二时前，他派了一个太监，来我家接我。我们到了神武门前下车，先在门外一所护兵督察处小坐，他们通电话给里面，说某人到了。我在客室里坐时，见墙上挂着一幅南海招子庸的画竹搨本。（论画诗，五仿）。
他们电话完了，我们进宫门，经春华门，进养心殿。清帝在殿的东厢，外面装大玻璃，门口挂厚帘子；太监们掀起帘子，我进去。清帝已起立，我对他行鞠躬礼，他先在面前放了一张蓝缎垫子的大方凳子，请我坐，我就坐了。我称他“皇上”，他称我“先生”。他的样子很清秀，但单薄的很；他虽只十七岁，但眼睛的近视比我还厉害；穿蓝袍子，玄色背心。室中略有古玩陈设，靠窗摆着许多书，炕几上摆着今天的报十余种，大部分都是不好的报，中有《晨报》、英文《快报》。几上又摆着白情的《草儿》，亚东的《西游记》。他问起白情，平伯；还问及《诗》杂志。他曾作旧诗，近来也试作新诗。他说他也赞成白话。他谈及他出洋留学的事，他说，“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这个地位，还要糜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我本想谋独立生活，故曾要办皇室财产清理处。但许多老辈的人反对我，因为我一独立，他们就没有依靠了。”
他说有许多新书找不着。我请他以后如有找不着的书，可以告诉我。我谈了二十分钟，就出来了。
这就是这位北京大学教授、教务长、英文学系主任31岁的胡适和末代皇帝、被辛亥革命废黜的宣统见面的故事。此事曾一度引起舆论抨击热点，胡适因之写过一篇《宣统与胡适》的文章，刊登在《努力周报》上（1922年7月23日）。
回过头来，再述胡适的“文学革命”进程。1916年10月，他终于走出美东中国留学生（胡、任、梅等）笔战的圈子，投书祖国北京《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由于出版家绩溪人汪孟邹的搭桥，这两位时代名人、安徽籍老乡始得结交，书信往来）。这封“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的信，立刻被刊登在《新青年》二卷二号（10月1日）上，胡适遇上文学革命的同志了，遇上“老革命党陈独秀先生”（胡适语）了！紧接着，10月5日，接陈独秀来信，要他“以所作写实文字，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
1917年，是胡适辉煌的一年。他“早起开门，送出病魔，迎入新年。你来得真好！”（胡适1917年1月2日词《沁园春?新年》）大洋彼岸，遥远又遥远，古老再古老的祖国，北京，陈独秀的《新青年》2卷5号上，胡适的立身论文《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了！